销毁鸦片烟具的通告贴了出来，看上去相当严厉，藏匿者将被移送检察厅起诉。这份通告的作者是上海闸北巡警局，内容简而言之如下：禁烟为地方要政，迭经通告居民限期禁吸，惟各吸户存有烟具，亟应一律缴送禁烟局或本局，一并销毁，以清流毒。本局现特设烟具销毁处，嗣后各该吸户，如有烟具速即缴往销毁。如有藏匿烟具，抗不遵缴及故违禁令私吸等事，一经查出，除勒令缴出外，定即拘解检察厅，照例严办，幸勿贻误。
通告发出的第二天，1913年1月26日，《申报》对此做了报道。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发了一则题为“租界之秘密卖烟者”的消息：妇人李陆氏，因在甘肃路1187号屋内秘密卖烟，被捕房查悉，前日派探前往搜获烟具。昨晨将李陆氏拘解公共公堂，讯供不讳，奉判罚洋二十元充公，烟具销毁。
禁烟并非新事务，在清末即已被提上日程，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积极推行禁烟政策。禁烟是当时各主要政治集团，所能达成共识的少数几项重大政策之一，被认为是一个衰弱国家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
难度不在禁烟政策的提出，而在其执行。吸食者上瘾，经营者抗法，执法者腐败，在在处处彰显了禁烟政策的困境。整个社会的动荡背景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在华干预，也为禁烟平添了掣肘之处。在1913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爆发后，禁烟政策废弛。
本文主要依据《申报》1913年的报道，以上海为主，兼顾他省，讲述二次革命前禁烟众生相。
一
沈阿四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他家藏有烟具。1913年1月11日，上海禁烟局调查员获悉这一消息，前去查办。沈阿四抗法不从，调查员当即汇报，很快有一区警察前来，从其家查出烟具、赌具，并将他暂时拘押，听候处罚。
另据第二区巡长王长胜报告，区长称裘家弄口王同顺京货店，深夜在楼上私制烟膏。该区周区员前去查办，起获灯枪两副，铜锅三只，烟缸、烟盒大小共九只。店主王裕兴被拘至巡警总局讯究。
此外，第500号巡士在小南门外仓桥街，查见一个老太婆李赵氏身藏两只烟缸，以及烟盒、烟泡等物，立即将其拘押到第二区，随后又移送到巡警总局讯办。
这些琐细的查禁鸦片个案，都被当时的主流大报《申报》一一记录刊发，印证了当时禁烟的严密程度。同一天（1月12日）的《申报》还刊发另一则“捕房搜获烟窟”消息，说的是：在山东路231号门牌文明沼浴堂楼上，有剩余的房屋此前租给他人私售鸦片，曾经被捕房查获烟客17人，一并拘解到公堂惩罚，记录在案。谁知该浴堂主人因贪图租金，近日又将房屋租赁给自称开保险公司洪瑞生。该人私设烟榻售烟，前日经总巡捕房捕头侦悉后，探员刘宝生协同145号洋人探员，前去查实，当场将洪瑞生与烟客宋顺生、孙利元、桂裕兴、王小廷、梅芹香等人，连人带烟具押至捕房，准许他们交钱取保。1月11日经会审公堂传讯，先由中、西探员禀明情况，而后讯问。洪瑞生等人供称，他们只是偶尔用鸦片消遣，并非私卖。关絅之谳员（法官）与德国领事师君商议后，以洪瑞生故意违反禁令为由，判押三礼拜，余人各罚洋十元充公。
在洪瑞生之外，又有杨继舟在梧州路689号开设烟膏店，私售鸦片，也被捕拘到会审公廨，最终判处罚洋十元充公，并将烟具销毁。
民国初年，禁烟在上海贯彻，不论租界还是华界，都在打击非法私售鸦片行为。究实而论，这和共和肇始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对清末禁烟政策的进一步发展。1907年，清政府即要求将上海华界的全部烟馆关闭。租界因不在统治范围内，所以比较麻烦，工部局在1908年4月起先以抽签方式关闭了四分之一（358家）有执照的烟馆，而后又陆续关闭。但烟土行的数量却直线上升。烟馆指的是供顾客吸食鸦片的场所，烟土行则为销售生鸦片的店铺。这意味着，上海租界较华界禁烟的进度更慢。
在1913年1月11日，《申报》刊发的报道中，有多项与禁烟有关。譬如《禁烟局催缴烟具》，讲述的是禁烟局长严君以禁止吸食鸦片迄今已届十天，曾经示谕各吸户将烟灯枪盒即速呈缴销毁，原以10号为限，现已到期，而各烟民仍多观望，故于10日发布简示云：“沪上禁吸鸦片，早经三令五申，尔等名隶黑籍，其各涤染更新，速领药照戒绝，速缴土膏枪灯，若再执迷不晤，定予拘送法庭……”
在此之前，禁烟局长严君查悉，沪西曹行乡仍有私售吸食鸦片情事，曾派调查员下乡，饬传该处地保，偕同谕禁。不料该地保丁某，非但三次抗传不到，还在乡私售吗啡，代人打针抵瘾。禁烟局认为此事实属罪无可逭，于10日呈请县知事令警察拘拿该地保到案，从严究办。其余私售私吸之人，亦请一并查究。
吸食鸦片并不容易戒除，民间因此衍生打吗啡针抵瘾的替代方式，而这当然也在当局的禁令范围之内。连地保都会知法犯法，执法的困难于斯可见一斑。
二
禁烟远非易事。上海禁烟局长严君，1913年1月30日分别致函上海行政、司法各厅、自治所曁各局所，内称：查上海境内吸烟人数，业经敝局派员按户调查，尚无遗漏，并经分布传单，一律责令来局领取购买戒烟药丸执照，遵限戒吸在案。至各局所内公务人员既已享有公权，理无吸烟情事，惟于普通人民，既行严厉手续，则各机关办公人士尤应尽情披露，以昭公允。况各局所内所有仆役工匠，皆系雇佣性质，流品不一，自非函请贵厅局等督同所属递相检察，缮具证书，则禁烟办法终嫌疏漏，除先由敝局人员各具保证存案外，相应函请贵厅局等查照，迅将贵处所有办公员役，分别向未吸食、业经戒净、现在遵戒三项，连同贵厅局等所缮证书，一并函送敝局，以备查考。（《申报》1913年1月31日《华界禁烟纪事：催取各机关人员禁烟保证》）
在具体操作上，禁烟局要求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实填表，在从未吸食鸦片、已经戒除和正在戒除中选取一项。禁烟局长严君则自己带头，亲具保证书，呈送上海县知事查核，保证书称：局长素不吸食鸦片，如有蒙蔽，愿依新刑律治罪，并甘照月薪五十倍处罚，所具保证是实云云。
但要求公职人员杜绝吸食鸦片，哪有那么容易。1913年3月下旬，上海县吴知事收到王佑等人的呈报，内称：蒲淞市议员殷兆熊、张镠、张禄等人违禁吸烟，调验不到，请速处分云云。吴知事于26日特发批示：“来呈阅悉，具见尊法律而重公权，良堪嘉佩。烟禁綦严，代议机关表率人民，尤宜以身作则。前据蒲淞市议员王丰钟指揭，该市议员殷兆熊、张镠、张禄等染有嗜好，饬据该市长查复，以殷议员等前虽有瘾，现经戒除，惟事关重要，难凭臆断等语。是该议员等已处嫌疑地位，因饬禁烟局传知调验，以明心迹。乃昨据该局呈称，殷议员已遵章请验，而张镠、张禄两员尚传验未到，似涉规避……如果始终避匿，则丧失资格，自有法律之制裁。本知事负监督之责，功令具在，亦不能为该议员等解免也。”（《申报》1913年3月27日《烟议员这催命符》）
由此可见，民意代表吸食鸦片仍难杜绝，虽然禁烟令相当严苛，将可能导致其丧失议员资格。禁烟局长责任重大。2月13日，《申报》刊发《敬告禁烟局长》一文，为其鼓劲：“上海自禁烟以来，成效已略著矣。今闸北亦归严局长兼办，则闸北之烟民此后自可稍稍敛迹。然禁烟之难，不难于严厉一时，而难于有恒力，尤难于遇有掣肘之事而不灰心，而不使气，处置适得其宜。严局长肯采纳之乎？”
三
吸食鸦片者众，戒除甚难，而禁令又来势凶猛，掌握权力的戒烟委员的贪污腐化也时有所闻。
在安徽六安县，就被曝光了禁烟局借搜查烟土（鸦片）为名，实行敲诈手段，导致商民不堪其苦的事例。其最为舆论所难容的是，他们在西乡独山镇搜查时，竟将良家年轻民妇汪陈氏，带到局里留宿多日，始送行政厅核办。行政厅调查后认为，不便无辜收押，禁烟局于是仍将民妇押回羁留局中。商民对此颇为愤慨，状告到柏文蔚都督那里请求究办，柏都督已派委员前去调查。（《申报》1913年2月14日，《禁烟局留宿妇女》）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民国初年，该观念仍根深蒂固。无辜羁留妇女，在现代社会也难为舆论所容，何况彼时。
湖南发生的一起禁烟事件，更为耸人听闻。常德禁烟委员詹润霖，以禁烟为名搜索妇女身体，探及下体，最终逼毙人命。《申报》为此在1913年3月28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署名“钝根”的文章——《讨常德禁烟委员》，称该事件令“闻者皆发指毛竖，女界尤甚，以为不去詹某，常德妇女无安枕之日。”
该文称，“夫妇女下体，岂能私种烟苗？岂能怀挟膏土？岂能夹带老枪？即或有之，亦必土气逼人，无待探索。詹乃探索而不得，是可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且妇女之体，神圣不可侵犯，欧美诸文明国莫不皆然。彼中妇女，胸乳高凸，官厅未尝疑为大土而夺之，若令詹润霖一见，不知又将若何探索矣！然而詹润霖胆大妄为，习恶成惯，安知他日不酿重大之交涉耶？詹润霖者，女界之公敌，国家之祸秧，宜骗驱入浴堂，罚充堂官，以成其采葑采菲之志。”
除了利用权力骚扰妇女外，更常见的腐败可能是借端敛财了。《申报》在3月27日的报道中，提到湖南省，自烟禁愈发严厉以来，“一般贪鄙龌龊之夫，多方运动，派充烟委至各州县，任意吓诈，酿成巨祸，地方公民大为不平，以致各属烟委被控彻究者，前后不下数十起。”其中，桂阳的禁烟委员还“激成巨变”。
禁烟的贪腐中，也有传奇情节。在湖北省，武昌禁烟局总理张汉，自视事以来，外界认为其尚属积极认真工作，对于查拿私烟一事，尤能破除情面，不畏权要，在当地颇受称颂。“惟该总理封翁素与芙蓉仙子结不解缘”——张汉的父亲喜食大烟，所以每次所查获的私烟烟膏，“均以供乃父甘旨之需”。
有阿芙蓉癖好的不仅是官员的父辈，还有公仆本人。前任郧县知事邢子文即是其一。因为湖北省查禁严厉，烟土购买不易，他于是走禁烟局总理张汉父亲的关系，获赠土膏数十两。邢知事多次索要烟土，均能如愿，所以对朋友多次歌颂张汉父亲的恩惠，使外间得知此事真相。（《申报》1913年3月10日，《禁烟总办私收烟土奇闻》）
禁烟行动不仅涉及公权力的运用，也必然和商界发生联系。药店售卖的戒烟药丸，常常混入烟土吗啡，名为戒烟，实为变相吸毒。《申报》2月15日的短评《禁烟之要点》，即有感于药店伪造药品：“禁烟有禁种、禁卖、禁吸，而禁吸之中，以调查私食为前提，以取缔药品为补助。调查防骚扰，药品防毒质。盖禁烟所以富国民，而骚扰则适以危之；禁烟所以强国民，而毒质则适以害之，均非禁烟之本旨。是故不肖之调查员，伪造之丸药店，均宜严惩之。”
四
禁烟调查员可以为非作歹，竟至衍生出一种职业。
1913年1月11日，《申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招摇撞骗之禁烟人员》的消息，讲述的禁烟怪现状，触碰的正是此类群体。
1月9日午后，江都县人夏茂岩来到城内禁烟局，手持自己的两张名片递了上去。上面分别写着：江北公所干事员兼查沪上膏土人员等字样。他面谒禁烟局严局长，自称对沪上禁烟事宜颇为熟悉，要求被录用。严局长接阅名片后，大吃一惊，因为名片上所书职权是禁烟局所垄断，想来此人一定是冐充禁烟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居然还敢来局要求录用，实属胆大妄为，当即将他拘留，亲自解送到上海县公署，要求严究。
这篇报道称，夏茂岩又名爕堂，一向在外冒充禁烟局调查员招摇勒索，受愚者已不计其数。因自觉并无调查员之凭证，终归还有不便，所以才选择到禁烟局向严局长索取委任凭证，没成想严局长大怒，送其到上海县公署法办。后经县知事吴君研讯，夏茂岩供称，他是镇江人，此前做客栈生意，因此与贩运烟土之人认识，此次有朋友田仁林介绍与调查员王文绍接洽，而后由商人指引到大和轮船及十七号门牌等处，查获私土洋烟各物。但该调查员并无酬劳给与商人，不得已才亲自到禁烟局中禀见局长，并无别情，求恩宽恕。吴知事“以夏所供一切，显见在外招摇，本应究办，姑念一再苦求，从宽判具改过保证，押候交保开释。”
这则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是，禁烟有利可图，以至于催生民间勇士假冒执法人员，借以谋利。
与此相类的另一个案件是，邑庙东房住持胡松林（又名胡墨卿），虽然是个道士，但同样私藏烟具，结果被禁烟局调查员查获，拘押后函送地方检察厅，后交保释放。此案发生后，即有人找到他，以公关地方检察厅将案子搞掂为由，骗去五百元大洋。谁知1月11日中午，检察厅长陈松生又指示巡警，将胡松林提案预审，判令收押，并缴保证金一百元再行交保，等候起诉。胡松林的家属听后，当即筹齐保证金，将其取保。胡松林这次取保后，立即找骗钱者理论。此事被检察厅长陈松生知悉后，派员前往调查，要求次日禀复，彻底究办。
假冒禁烟执法者一定非常众多，以至于《申报》还特别刊发了一篇来函，提及“禁烟注重之点”：“禁烟要义，一而当严治违抗命令者，一面尤当重办招摇撞骗者。盖禁烟令之破坏，往往不破坏于多数违法吸烟之人，而破坏于一二假冒禁烟之人。有此一二假冐禁烟者混近其间，则地方必至骚扰，而一般违法吸烟者转得以禁烟骚扰为借口，甚且因骚扰而酿成巨祸，于是禁烟之命令以破，而禁烟之前功尽弃。夫禁烟而至骚扰地方已大戾立法之初心，至若因此而酿成祸端，尤非禁烟者始愿所及。然其端每起于误听一二细人之言，当局者不可不慎也。”
五
民初全国局势复杂，各地匪乱不断，官民冲突严重，反弹强劲，为禁烟增加了难度。
1913年1月，《申报》刊发了四川宁远府知事杨焜向上级呈报的文书，内称：宁远府地处边隅，纵横千里，万山环绕，汉夷杂居，医馆、教堂无处不有。承平之际，施治尚难，1911年秋张耀堂之乱时，“夷匪汉奸乘间窃发，雠教戕官，贻祸极烈。虽匪党扑灭较速，而地方乱离已甚，逃亡迁徙十室九空。反正以来，人民尚未营业安居，夷匪又复乘隙蠢动，劫掠径起，掳掠频闻。”
这是宁远府禁烟的大背景。在政府剿抚兼施、宽猛相济的政策之下，近来始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地面虽渐宁靖，而民权又复膨胀，抗官藐法，植党营私。禁烟之令累申，私种之弊未绝。以嚣张为平等，以放任为自由……兼以会理夷人，正肇兵端边地，匪番尤思蠢动，兵单力弱，防范难周。饷匮财艰，度支益窘，征收则知绌日见，支拨则应付俱穷，挪移既格于定章，请领又难济急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严厉的禁烟，触犯烟民和商人利益，怕会激起民变。宁远府知事的这种担忧，也被上级所理解，要其“将驭夷、治民、治边、理财各要政，分别缓急，次第举行。”
说禁烟会激发民变，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在河南正阳，就发生了一起骚乱。
禁烟委员张宝真因协同县知事张仲友、警务长兼戒烟局长王桢，筹备禁烟事宜，在戒烟局成立之后，雷厉风行拿获烟犯、封闭烟馆，而激起“该县巨恶袁文海”的反抗。据王桢、张宝真对上级的汇报：1913年1月5日，“巨恶袁瀛洲之胞兄袁文海”在南关街所开烟馆，暗中仍未闭歇，禁烟委员等督同警兵，查获烟犯马希贤，据其供称，自己买了袁文海烟馆的烟膏。1月9号，巡警盘查烟犯李天文、李天冶，他们仍称在袁文海烟馆买来烟膏。执法者遂带同警兵县队，前往袁文海家搜查，结果搜出烟具、烟膏等件。不料他的弟弟袁瀛洲，带领团防，布满街衢，把禁烟委员张宝真等毒殴一顿，并将烟具、烟膏和烟犯一并劫去。张宝真幸被队勇施救，逃回县署。但喘息未定，袁文海又带袁瀛芝及团防四十余名，携带军械入署搜寻，张宝真等人无奈逃至民宅陈姓家躲避。县知事张仲友出面禁止无效，袁文海等人将署内门窗捣毁，又至警务公所及戒烟局，把器械财物都碎抄一空，将烟犯二十余人劫走释放。（《申报》1913年1月27日报道，《正阳县禁烟风潮》）
安徽在这一年也发生禁烟局长被殴事件。被欧者是安徽省第二区禁烟分局局长，名叫刘健。他在五河县城内张姓家查获烟土烟具时，张某招集了邻近数十人，将刘局长的军服和手枪抢去。刘局长所带兵士也大半受伤，他本人左膀折断。事件过后，刘局长将情况向安徽都督柏文蔚做了汇报，柏都督命令五河县知事查明详情，具实禀报，进行查办。（《申报》1913年3月5日报道）
禁烟的历史贯穿了整个20世纪，清末民初的举国行动，并没有令鸦片根绝。在这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曾为此付出过努力。及至今日，华夏大地上吸食毒品的群体仍然存在，但其普遍性已远不如民初。
来源：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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