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淞沪铁路上海站（第一代）明信片 （图源网络）
中国铁路起步怎样步履维艰
近来，读到李鸿章写给张佩纶的一封关于修建铁路的手札。其中写道：
“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刘铭传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朝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倘不乘斯时敷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张家骧所驳三大弊，乃粗俗之见。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
这封信涉及到了一百四十年前清政府围绕修建铁路的一场辩论。1865年，有个英商在北京宣武门试筑了一条一公里的铁路，很快就被京师步军统领拆除。1873年，英国兰逊一碧瑞公司以祝贺同治皇帝婚礼为名，提出送一条“婚礼铁路”被清朝被拒绝。三年后，英国怡和洋行未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自行修建了江湾至吴淞口的铁路，长30公里，车轨只有标准轨的一半，行车速度为每小时24公里，最高速度可达到每小时40公里，主要供人游览。1877年，清朝政府与经营者协商后达成协议，两江总督沈葆桢以28.5万两白银购回后拆毁。此后，围绕着淞沪铁路拆除后中国还要否建造铁路，清廷众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淞沪铁路拆除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想把它迁移到台湾。对此，李鸿章极为赞赏，他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1880年底，经李鸿章精心安排，他的老部下刘铭传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建议借用外资，先修清江浦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此奏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提出的铁路构想。
但是，此建议遭到内阁学士张家骧反对，他列举三大弊端：一是清江浦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觊觎，何以应之？二是铁路沿线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是平毁还是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三是建设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怕从前投资无法取偿。张是光绪帝的师傅，帝师们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折，显然大有来头。不久，李鸿章按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解释，对张家骧“三大弊端”说进行回击。李的奏折，涉及建路主权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
然而，当时以醇亲王为首的保守力量之强大，超出李鸿章想象，就是官场中真正去过欧洲、乘过火车的前驻英副使刘锡鸿也上奏反对铁路。故刘锡鸿上奏同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兴办铁路利少害多，费用巨大，若借洋债，流弊尤多。就此，李鸿章被迫转向，一边继续为铁路辩护, 但口气变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
这场争论，给人以很有价值的启示。
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极为艰难，铁路建造起步就可见一斑。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是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密切联系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到清政府大多数官员对“西技”的本能排斥和强烈反对。张家骧“三大弊端”的奏折、刘锡鸿“切身体会”的奏折和朝廷“兴办铁路利少害多”的上谕，都集中反映了保守势力的意愿和认识。宣武门铁路和淞沪铁路被拆毁，也可见铁路建造起步之艰难。故而，李鸿章“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
二是中国的时代先觉者从未停止过现代化的努力，应该得到历史尊重。史载：1876年2月7日下午，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拜访翁同龢，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又说今日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历史证明，南洋大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并不开放。这年洋人修建淞沪铁路，但被沈葆桢收回拆除了。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迁移到台湾，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在那时，郭嵩焘、李鸿章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刘铭传以其“识力之勇决”上奏，李鸿章幕僚薛福成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他曾写过《创开中国铁路议》。李鸿章铁路奏议的背后，是有雄厚的人才支持的。
（上图）吴淞（淞沪）铁路通车典礼照片（下图）李鸿章致张佩纶论铁路书手迹
在建造铁路一事上，李鸿章的态度和作为无疑是坚定的。虽屡次遭反对，李鸿章从无放弃：“倘不乘斯时敷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1878年，李鸿章创办唐山开平煤矿，为便于运输，修筑了一条小铁路。起初担心遭到反对，只得先用马车做牵引动力，继后才改用小机关车。直到1886年，才逐步扩筑路轨，轨距4尺8寸半，成为中国铁路轨道的定例，并使用机车牵引。历史证明，李鸿章是正确的。应该讲，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同样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先驱者，他们理应得到历史的尊重。“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近代文明的发展势头是难以阻遏的，铁路建设的步伐也是挡不住的。到甲午战前，中国已铺设了由天津经大沽、滦州并延伸到关外的铁路，全长705公里。当年，就连慈禧太后也多次乘坐火车，以示炫耀。
一百四十年前围绕着铁路一事的辩论，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一场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时代先觉者们认为中国战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器不如人”，故而提出挽救国势的第一方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的“长技”者，主要是指技术和器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文明原有体系中注入西方的物质文明（洋器）渐成某些当权人物的共识。在李鸿章、曾国藩等开明者的推动下，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洋务运动由是发轫。虽然遭到中国社会千百年以来的农本经济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经济的本能抵抗，但以“自强”为要旨的洋务运动，首先是从军事起步，又带动其他的相关产业，采矿业、运输业、制造业、钢铁业、动力业等工业均不同程度地开始艰难起步。
特别佩服李鸿章在致张佩纶手书里的一句话：“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百年名言啊！它不仅表示了李鸿章在铁路一事上的坚定决心，同时揭示了一个真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即使现在不去做，后人必定会去做；谁不抓紧现在就去做，谁就会被后人耻笑。这句话，就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有现实的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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