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教 给 我 们 生 活 的 真 谛

 全国政协******与黄森亲切握手

    唯 一 一 次 亲 吻 父 亲

    除了小时候我不知道不记得的，我唯一一次亲吻父亲，是在他去世前约一个多月。那天中午，他仰面睡在病床上，银白色的头发白得透透的，虽然病情一直在逐渐加重，而脸上还保持着他一贯的润红，表情上虽略微看出一些病态，但仍然显得很安详。我独自守在静静的病房里，站在床边凝视着熟睡的他，半遮住的窗户透进柔柔的阳光。突然，我心中一阵颤抖，泪水夺眶而出，低身轻轻地吻在父亲宽宽高高一丝皱纹也没有的额头上。

    父 亲 在 我 心 目 中 是 最 朴 实 正 直 的 人

    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一直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里，最开始是筒子楼里的两间房，各家各户用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小妹妹出生前，机关给父亲分配了一套有三间住房和厨房厕所的单元，大约六、七十平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四兄妹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年。到九十年代初，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分给在全国政协工作的父亲最后这套所谓“部长楼”的住房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们兄妹也相继成家离开了。父母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被称为“革命老干部”，一辈子为党和国家工作，按级别拿固定的工资，分到相应的住房。

    现在人们常说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而我们自小从没觉得父亲是什么官，更谈不上什么富。那时候，家里有补过的锅、锔过的盆，碗也经常是磕了口的，每回吃饭瓢光碗净，几乎没什么剩菜剩饭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写了一张字条，让我拿到一楼红尔家“借了”几颗红红的干辣椒，然后一次一点地用了很长时间；我那时总不高兴自己排行老二，因为一直要穿哥哥穿小了打了补丁的衣服；北京的冬天很冷，我羡慕别的同学有绒帽子戴，而家里给我和哥哥买的是最普通的棉帽子，棉鞋也是托人手工做的，穿着像“老头儿”；刚上小学的一段时间，父亲多次带我去护城河挖蚯蚓，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里居然在厨台下养了几只鸡，挖蚯蚓是给鸡“改善生活”；有一次父亲扛回一麻袋萝卜渣，说是机关从内蒙弄来的轧过糖的剩料，可以吃，倒在楼顶的平台上晒干时，冒出一股酸臭的味道。

    有一年暑假，机关在宿舍院里给各家各户划分了菜地，记得我们家分到的那块大概也就两、三个写字台面大小。父亲带我们刨了地，分行播下菜种，让我们每隔一天要浇水，还让哥哥和我去街上捡马粪（那时北京的一些小街上不时还有马车来往），并且规定每两、三天就要捡到一定的量，给菜地施肥。我觉得在马路上捡粪很丢人，街上的马粪都是清洁工来打扫，从来没看到有人捡，更没有人家让孩子干这个的，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父亲当时一定已看出我的想法，但他没说过什么，只是每次都很认真地检查我们捡的粪够了没有。

小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晚上看文件、写材料到很晚，周末也常常不休息。记得一天晚上，机关的几位叔叔来到家里和父亲讨论修改文件，干到比较晚觉得饿了，父亲到厨房翻了翻，看到有几根黄瓜，就让我帮着洗干净、装盘并撒上些盐端上去，我进去时他们几个正抬头，看着墙上父亲与母亲的合影，只听一个叔叔说：“老黄，老婆漂亮啊！” 父亲“呵、呵”了两声，大家都笑起来，我也傻愣愣地跟着他们笑。妈妈在北京市委党校教课，父亲经常和她在家里讨论稿子和理论问题，有时还会高声争论起来，有时的争论会持续很久。但我几乎从未见过他们为生活琐事争吵过，他们恩爱和谐了一辈子。

父母也从未打骂过我们，无论我们多么调皮做错了事，都是很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特别是父亲，说话总是不急不缓，对谁都和颜悦色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在他看来，道理是最重要的，世界上的事情最终都要通过认识道理，并且遵从道理才能解决好，不论什么人、不论到哪里都要讲道理。谈论问题的时候，他经常会半是发问半是自语地说“这是什么道理？”

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吧，父亲经常对我们作感化和启发式的教育。在我们小时的记忆中，全家最愉快的是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四个孩子可以钻到爸爸妈妈的床上，听父亲给我们讲故事。他背靠着床头，一支手枕在脑后，一支手举着一本《安徒生童话集》，以他特有的南方腔“普通话”给我们半念半讲，带着我们的情绪、心跳和呼吸随着故事的情节而上下起伏。在那张觉得特别软和、温暖的床上，我们小小的心灵中有了对是非善恶和悲欢离合的最初感受。

记得好像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随手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手指从中间一划，问我 ：

“咱们可以把这块石头分成两半吗？”我毫无犹豫地回答 ：“当然可以”；

“可以把这一半再分成两半吗？”他又一划，“还是可以呀！”我说；

“好，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分、再分，一直分下去吗？”他的手指不停地划，“可以，可以，……” 我也不停地回答，却有些犹豫了。

“一直分到石头小得都看不见了，还可以吗？”这下我不能马上回答了，想了一会才没有把握地说 ：“应该还是可以吧？”父亲看着我笑了，拍着我的头说：

“对，可以，小可以一直一直地小，小到看不见了都还可以再小，因为看不见了不等于没有了，它总是会存在呀！大也是可以一直一直地大，大到看不到边了，也还是可以再大。记住，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是无限的，变化中又有不变的，其中有很多道理，你慢慢会懂的。”

从此，关于“发展变化”的观念就开始在我的思想中树立起来，对后来的思想成熟、分析认识问题有很大帮助。

怎 样 的 人 生 最 有 意 义、能 得 到 更 完 善 的 发 展？

    然而，父亲教给我们最深刻的，是从他人生道路中展现出来的生活真谛 ：人生最要紧的是生活态度与思想方法，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人生才最有意义，最能得到完善的发展。

我们的祖父是从广东郁南被“卖猪仔”到印尼的（如非洲黑奴），曾经九死一生几乎丧命大海，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岩内村的父亲从小就懂劳动者的艰难，并且深受华侨文化的熏陶。他十几岁回国读书，日本正侵入中国，他曾和同学在校园抱头痛哭，发誓要救国救民，他们参加抗日***，即使遭到反动军警的阻挠、有人被抓甚至被杀也不怕，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成功。

正在这时他们接触到共产主义，正如父亲在“自传”中写的“思想的扉门透进了一缕阳光”，他16岁加入“中国青年同盟”，17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延安让他最受感染的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无论穿中山装、西服还是长衫、旗袍，一律换成清一色的军装，原来各种文化背景、各色各样的思想情调很快溶化成为一股爱国、进步、充满着同志友爱的革命洪流；抗大的宗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深深地影响了他，抗日战场更锻炼了他的意志，他曾在***为师长的八路军部队当政宣干部，在前线油印《战捷报》，为立功受奖的指战员画像，为牺牲的战友写诗；参加延安大生产他不但一口气开了15亩生荒地，第一次懂得粮食是怎样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且通过整风学习更懂得了：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当作教条生搬硬套，而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从此，父亲一路跟着共产党从小到大，像土壤里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又像课堂里的学生，学习、实习、毕业，随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生动而又踏实地工作生活了一辈子。

对 建 国 后 共 产 党 执 政 保 持 比 较 清 醒 的 头 脑

尤其可贵的是建国后，父亲把共产党执政作为新长征的开始，比较自觉地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不但一贯踏实不倦地工作，被同志们称为“老黄牛”，而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他特别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而且直抒己见，不拘于现行的说法。

比如关于如何实行党的领导，1955年他在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时，曾上报调查材料，反映企业中由于党政分工不明，出现党、政、工、团多头领导、无人实际负责的现象，提出：落实党对企业的领导不是在形式上，而应从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阅后，立即加批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各地，这个文件首次明确“企业应实行厂长负责制”。

父亲这种坚持探讨原则、深入研究问题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一贯的。在北京日报担任党委书记、代总编辑时，他因为组织编辑部写出了一系列联系实际、有新意有见解的评论，还受到过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多次表扬。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是1966年的7月15日，“***”刚开始不久，***响应***的号召，冲上了北京的街头“破四旧立四新”，砸、烧所谓“封资修”的东西，随意对行人“剪卷发烫发”“剪喇叭裤”“砍尖皮鞋”，抄“黑五类”的家，甚至审讯、打人，闹得满城风雨，人人小心翼翼、不敢吭声。

我在学校里也热昏了头，和一些“很革命”的同学一起，戴着红袖章在街上乱窜了好几天，那天连是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到家。父亲在等我，和蔼地对我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专门给你买了西瓜，快吃吧！”

 看着我埋头吃瓜，他说：“你要小心，你们学校有打人的吗？”

 我头也没抬地回答：“有哇，对地富反坏右，打了又怎么样！”

“不许打人！”父亲突然高喊，声音大得震耳，透出纱窗传到了院子里，可以听到回音，“打人不是革命！”他又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

 对于一贯温和、很少发脾气的父亲，他这样一反常态的激动，而且他的态度与当时学校里社会上的“革命”气氛如此不谐调，让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真不明白：作为“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这么跟不上“革命的形势”呢？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步理解了他当时的想法和心情：

 在父亲的心目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当年之所以不甘亡国、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他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人；而人应该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被随意伤害；人也应该是有尊严的，就算是“地富反坏右”也不能被任意打骂，这种原则不应该为什么号召或什么风潮而改变。

 现在人们已能够比较多地看到一些回忆建国后历次***的文章，有时我就想 ：不知是什么机缘巧合，能使善于思索、不盲目跟风的父亲，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而在***小小的政治斗争和运动中没怎么“犯错误”，没受到过大的冲击和处罚？我觉得可能是他懂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许真的是很幸运。

 而有一条是肯定起作用的，那就是父亲的人缘好，凡是熟悉他的人都会对他为人随和、真诚实在留下鲜明的印象。他去世后我们与他的同事约稿出纪念文集，不少接到电话的人几乎都先迸出同样的话“啊，黄老呀，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哪！”父亲在他的自传中也谈到：“***”中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进“牛棚”时，负责看守的机关“***派”都会对他额外宽松和气一些，原因就是他平时“比较注意联系群众”。

 而无论如何，那天晚上父亲那一句高分贝、斩钉截铁的呼喊永远都震在我心里！

 我们兄妹整理父亲生前写的文章时，其中有一篇《美国城市见闻》，我看了觉得也很受教育。那是1980年他有机会到美国访问考察，走访了十个大小城市，回国后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三篇访问札记，包括“有计划建设的华盛顿”“寸土必争的绿化”“卫星城与住宅区”“还是发展公共交通好”“受欢迎的快餐”“动脑筋的市场供应”“市政府与街道委员会”“处理垃圾的‘苦恼’”和“贫民居住区”等九个章节，其中反映的情况至今看来都让人感动 —— 没想到父亲长时期在机关和宣传部门工作，却能在短暂的考察中对城市建设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抓得很准，不但深入、详实还颇有前瞻性，饱含为人民追求福祉和求实、探讨与反思的精神。

我觉得，这体现了父亲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他长期深入实际、学习积累、观察比较所练就的调研功夫而使然啊！

我曾经多次听他讲过“其实呀，我是个‘万金油’”过去我总想不透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明白了，父亲是在说：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可以认识了解多方面的问题，以求实求是的态度能抓住很多问题的关键，只要深入扎实地下功夫，就可以为做好工作打开一通百通的大门。

在 全 国 政 协 文 史 委 干 到 近  80岁

正是由于这样的工作作风和功夫，父亲在他一生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 —— 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干得更加有声有色。本来到政协前他已经62岁过了离休年龄，是全国政协副***刘澜涛亲自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商调，点名要他去政协的。当时，父亲刚从北京日报到文献研究室不久，研究室主任李琦欢迎他时曾握着他的手说“千军可得，一将难求啊！”文献研究室本已有***、刘少奇、***和***四个编辑组，新组建了综合组，父亲是第一任组长，首要任务是编辑《***文选》。对此父亲感到很光荣，更深知责任重大，可是刚把这项工作开了个头，刘澜涛副***就来调人了。

原来，全国政协的文史工作是 1959年经周总理倡导而开展起来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同年 7 月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首任主任委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1962年又组建了文史专员室，成员主要是国家特赦的前伪满和国民党高级战犯，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和其弟溥杰、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黄维、杨伯涛、李以劻、沈醉、文强等先后共21人。周总理“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的倡导，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中得到积极的响应，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到文史资料约1亿字，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55辑，《辛亥革命回忆录》6 辑，受到广泛的好评。

可惜“***”开始后，文史委员会被迫停止了工作，史料全部封存。随着所谓“阶级斗争”的升温，“左”的毒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周总理关于“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等，这些朴实而闪光的思想都被否定了，文史资料被诬蔑为是“美化帝王将相”、“为封建遗老遗少和国民党树碑立传”、是“反党***的大毒草”，还说文史工作重用“右派”和“牛鬼蛇神”，有的文史资料甚至成了给人定罪的依据。

直到十二年后的 1978 年政协文史工作才得以恢复。这年的春天，***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是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的主要工作之一。在1980年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全国政协副***、党组书记刘澜涛作了《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会议重点讨论了消除“***”余悸、大胆工作的问题。此时，距周总理倡导创建文史工作已经20多年过去了，当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开始陆续过世，还在的也都已年过八旬，虽然以往的文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不少史料尚未开始征集，征集到的也还有许多未及整理，而国家的改革开放又在迅速发展，时不我待，但当时的文史干部队伍却青黄不接，力量不足，尤其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和文史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急需一名得力的领导干部来负责主持，为此有人向刘澜涛推荐了黄森。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62岁的父亲服从组织需要，鬓霜再起航，于1982年7月进入了政协文史工作，而且一干就又是17年。而他确实没辜负组织的期望，在党的正确路线和全国政协的引领下，依靠广大文史干部发扬传统、进取谋新，有力地推动了文史工作承前启后地大发展。

不 讲 套 话，面 对 实 际，例 如 对 国 民 党 抗 日 战 场 的 问 题 ……

这17年，父亲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采取的措施和布署一项接一项、一环扣一环。我们兄妹整理他留下的文稿时，堆起来高高的，全是他一字一句、多少个日夜写就的。其中很多是会议的讲稿，内容很口语化，没有空泛的套话，全是对实际情况的中肯分析，充满深入的思索和见解。例如关于史料中涉及国民党抗日战场的问题，我觉得对了解文史资料和父亲的工作有一定的代表性，特试作如下叙述。

本来，对于国民党抗日战场的问题，在我们的党史、国史和教科书中，从建国后到***前基本上是回避的。而正如周总理说的：史料“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文史资料正是一种不同于正史的个人史料记录，是由各级政协委员或相关人士以个人的身份、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撰写或口述的，这种资料突出的特点是“三亲性”，即亲历、亲闻、亲见。那么对国民党抗战这段历史，文史资料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从有关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前政协文史工作虽然有“三要”（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四不”（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的政策规定 ，但在正式出版的文史读物中，国民党的抗日战场仍然成为无形的“禁区”，基本上都止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抗战是假、反共是真”等一般的表述。这当然是那个时期的局限性，也有“左”的影响。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左”的错误、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后，文史工作在恢复和进步中仍然受到“左”的流毒不断干扰。

就在父亲到政协文史工作后不久，在一次文史专员的集体学习会上，当一位专员发言说：“***”后反映抗战的书刊，大多不提两个战场，好像根本没存在过国民党战场这回事儿 ；提到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味地斥责“投敌”、“反共”，就是被指“破坏抗战”…… 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党员干部听到后，认为这样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是“改造回潮”（指文史专员是前国民党战犯），主张立即反驳甚至要批判。

当时，父亲作为文史办的负责人对此明确表态：对文史专员在学习会上发表个人看法，必须实行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而专员所指“左” 的表现，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他说 ：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抗战从一开始就分为国民党和解放区两个战场，这是事实，得承认；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曾付出努力，也是事实，也得承认；同时国民党又在抗战期间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这同样是事实，也得承认。我们需要具体地分析历史事实，应该研究、求证、以理服人，而不是动辄就说人家“改造回潮”，动不动就用反驳、批判等充满敌意的态度和方法，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同志，那样不是又回到“***”的做法了吗？

父亲参加“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对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抗日作战及文史工作对此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

“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包括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反映全民抗战，就有必要征集整理和出版国民党的抗战军事史料。既要反映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决策方针，又要反映国民党各个部队和主要将领的奋起抵抗；既要反映在国共合作推动下国民党的抗日战绩，又要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消极及其与共产党部队的摩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全貌，更好地总结‘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历史经验教训，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

他还说 “ 国民党有他的发展变化过程。有孙中山改组时期，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蒋介石篡权以后，背叛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国共合作时期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御敌人侵略和推行某些民主措施的国民党；有国共分裂以后，对外消极妥协和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又有左、中、右派的区别，很多国民党将领都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也有不少人成了起义首领，有些人还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 …… 因此，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观察就不能简单化、公式化，而要把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多少就肯定多少，该否定多少就否定多少，做到恰如其分，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父亲的分析多么中肯啊！而且他和文史办的同志们很快地组织具体工作的落实，文史委决定与地方政协开展七七事变等十个抗战史料的专题合作。从1984年11月始，政协文史办公室派人到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先后7次召开了抗日战争历史座谈会。当年参加过国民党抗战的老人们听到说明，纷纷热烈响应和支持，一些老兵含着热泪说：“当年打鬼子死了多少好弟兄啊，不写对不起历史呀!”

 此后，文史委员会的军事组收到的稿件源源不断，平均每天达一、两万字，而且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含部分有关国共内战方面的史料），基本上都是当年国民党参战的将领和中下层官兵以及与当时战场相关的人士所回忆提供的，总共达到两、三千万字，这种“人民战史人民写”的盛况在中外史学界大概可以说是空前的。

 就这样，经过文史干部从这些资料中筛选编辑，198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后，《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共12 册陆续问世。如同埋在地下的宝藏见到了天日，发行后大获好评，人们反映 ：文史资料记述人物、评价史实公道，看了暖人心。而且，一大批曾参加过抗战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因此而获得落实政策的依据，他们欣喜地奔走相告，本人或亲属纷纷给文史部门写信或登门致谢，表示要为实现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努力贡献。

同时，由于这套丛书及相关的一批读物，不但内容巨细翔实，而且大多附有战役要图、大事记、指挥系统表及战斗序列表，也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填补了很多史料的空白。而若干年后，社会上不断涌现的有关描写国民党抗日战场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也大都来源于这批史料的基础。

一段曾经几乎被埋没、英魂壮烈、忠奸可鉴的历史，终于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以上过程，可以说推动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变化，凸显出政协文史工作的性质、内容与意义。从中也看到，父亲做工作的确是扎扎实实的，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他把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具体地创造性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不是缩着头“跟”、喊着口号、讲着套话“等”、更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地“拖”和“混”。虽然“国民党= 反动派”这样的观念，曾经像烙印一样打在人们的记忆中；虽然那时还是“***”结束不久，“左”的影响还相当顽固；虽然当时党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已经转变了，但具体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界限和标准，而父亲正是值此担当，不但勇于探索、求真求实地分析问题，而且毫不犹豫、真功实干地解决问题，从而取得很好的实际效果。他在工作中一贯是这样坚持的，这就是他的为人。（见《父亲在政协文史工作的十七年》）

199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了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并回顾展出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多种，共约16亿字，全国政协文史与各地方文史合作出版、堪称文史精华之总汇、高达3000万字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由父亲主持编辑）亦同时首发式。这是一次文史工作承前启后的盛会，展示的内容之丰富之广泛令人惊叹不已，一些政协委员参观后留言：“资料珍贵，功德无量”，全国政协******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并更加期许“文史工作大有可为！”96位从全国范围评选出来的优秀文史工作者，在会上受到表彰、获颁荣誉称号证书，父亲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领导职务最高的一位。

后来，父亲在回忆文史工作这17年时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也是自认为为党和人民工作得最好的17年。”曾与父亲并肩奋战的文史干部尤衷地感念他的工作和精神，赞扬他“如师似友老主任，忠厚长者赤子心”，比喻他是“文史工作的常青树”。

春 蚕 丝 方 尽，桑 林 本 是 恩

而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他心里确实一直有一棵“常青树”，那就是他在广州上初中时，来代课不到半年的语文老师袁雁沙，是父亲遇到的第一个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是他革命的启蒙者。父亲到延安后不久碰到的一位广东老乡还说：袁老师让带话，若能在延安见到黄森，要告诉他五个字“黄森很勇敢”。这句话让父亲记了一辈子。

 我们难忘父亲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突然从病床上坐起身来，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念袁雁沙老师，我一直在找他啊！…… ”说着老泪纵横，久久不能平静。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如此落泪，感到很震撼：这是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人生引路人的倾情呼唤，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无限感怀呀！真是：

“ 春蚕至死丝方尽，更念桑林本是恩。”

我一下子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虽死犹生”，这其中所蕴含的核心与灵魂不就是人生的真谛吗！

还有一次，我又偶然听到了父亲与母亲的一段对话。他说：

“ 昨晚我梦到马克思了，我到了天堂，到处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马克思的房间，我对马克思说‘ 马克思先生，我来报到了！’马克思一看‘ 呵，这不是黄森吗，你怎么来了？你还早哇，你还是先回去吧，你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嘛！’我就回来了。醒来后，我心里还奇怪呢，怎么我只讲中文，就能和讲德语的马克思对话了呢？”

父亲说完就哈哈地笑了，我听到母亲先是叹息地埋怨他，后来也一起笑起来。

父亲讲这番话的幽默和笑声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其情深之至更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我想借用我的朋友在其父母（也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纪念集的封底镌印的一句话：

“能有一种思想让父亲一生都死心塌地追随，能有一种事业让父亲锲而不舍，***以之，他应该是幸福的。”

 我想，我们的父亲也是这样拥有如此幸福的人！

 始 终 保 持 信 心、推 动 事 物 向 前 的 方 向 永 远 不 应 该 变

    今天，我们的人生道路与父亲当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在改革开放中不断面临新的考验，也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就像父亲曾告诉我们的那样：

事物的发展变化无穷无尽，有其本然的道理，而变化中又有不变的内涵，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理想社会的世代传承不会变；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我们始终保持信心、推动事物向前的方向不应该变；人各有所长，从事的职业和过往的境遇不同，作出的抉择不同，但不论你在事业和生活中处于什么阶段，也不论你要作出或已经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积极而扎实的生活态度，在大方向上把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具体抉择上把个人需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将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及传统和基础统一起来，这样的人生态度也应该是永远不变的吧？！

认识和遵循这些为人做事的道理，你的生活就能够脚踏实地、充实而美好，你的认识能力就能加快进步，发展道路也会越来越宽阔，人生也才最有意义。

    这些，就是父亲的人生道路教给我们的生活真谛，父亲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常青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