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白-蛋”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王白旦在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1956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刚刚兴建，王白旦调入了齐齐哈尔钢厂。开始时，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是个出苦力的活儿。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儿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让他当了“炉前工”。王白旦这个人的性格随和，由于名字王白旦和“***”谐音，所以工友们便称呼他“***”，时间久了，他也习惯了，别人这样叫他，他也就顺口答应，原来的名字反倒没有人叫了。

1969年初，正当“***”高潮之时，一个绝密的通知从中央传达到齐齐哈尔钢厂革命领导小组。内容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要求这个工厂选派一名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这当然是件政治大事，选派代表的事就迫在眉睫了。

这样重要的大会让谁去参加呢？当时厂里***派的骨干们虽然掌权，但有的不是党员，有的是党员却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厂革命领导小组翻来覆去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商讨，觉得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最后决定选派这个绰号为“***”的***派出席大会。就这样，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不像后来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欢送。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主持下开幕。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特别是最早起来***的，足见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因此，立即被大会挑选上了，工人代表王白旦被提名为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

要当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总理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众委员会心地笑了：“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

在座的陈伯达也觉得这个绰号实在是不雅，有损中央委员的崇高威望。凭着他天才的脑瓜，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音变意不变。你看好不好？”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于是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了。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王白早”名列其中。普通工人王白旦成为中央委员王白早，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真是一步登了天！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公报除了宣布***仍是党的主席、***是***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北满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公布名单时仍用王白旦这个名，后来才改为王白早）。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差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一步登天，居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了!顿时在齐齐哈尔市掀起一阵旋风。艳羡、赞美、颂扬，一夜之间，王白旦成了“王白早”“王委员”，人们的称呼变得十分甜蜜动听。没过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王白旦当上中央委员，其身价陡然高涨起来。于是，他在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运，令多少和他一起***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实在有些不恭了。

然而，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炮制“天才论”，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有人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幸好周总理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老工人背包袱。”“***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是珍爱***派战友的，就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的璀璨，那样的荣耀。在党的“十大”上他又是党代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挖苦他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符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4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然而，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

“***”结束后，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王白得袭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但审查团将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王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真正解决的。”结果，于淑彦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根据王百得的大胆建议，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住了。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距离隔断了这个家庭里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他的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人生的决心。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说：“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每月只有300元退休金。老伴也退休了，退休金1200元。王百得曾开过一段饭庄，小本经营，利润不大，不到一年就亏本停业了。以后，他赋闲在家。后来，他的退休金已逐渐增至600多元，但自从老伴得了胃癌，他患上了糖尿病后，家中经济状况就每况愈下。

2005年初，他的老伴于淑彦患胃癌去世。被糖尿病困扰多年的他又患上了病毒性疱疹，疼痛难捱、行走不便，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黑龙江省委闻讯后很关心，嘱齐钢予以照顾，齐钢领导亲自上门探望，并补助了他3000元。一辈子第一次拿补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难当，他说他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如今，王百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照顾着安度晚年。

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就因为姓名是谐音“***”，而福祸悲欢参半，实在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