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的豪宅成了讨薪女工的“战场”，惊慌失措的荣毅仁只能赶紧向副市长潘汉年求助。潘汉年安排他先去上海大厦住下来暂时“避风头”，一面向市委报告。***接到报告很是恼火：“这么搞怎么行？”他召集市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人来开会，明确指示：首先要说服工人们退出荣家，再由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商讨解决的办法。
劳动局长、工会主席还有副市长一齐出面，轮番和女工们恳谈，终于让她们先撤出了荣家，并同意暂时减薪。还是共产党有本事“摆平”闹事工人啊，荣毅仁松了一口气。但是，工厂的困境远没有解除。市面上棉纱的价格一个多月就涨了4倍，投机商大量囤积，更要命的是原先纱厂90%靠进口美棉，美蒋一封锁原料就断了，外销的产品堆满了码头也卖不出去，照这样下去工厂只有关门了。
（困境中的荣毅仁，逐渐学会了“红色资本家”的生存之道）
危急中，荣毅仁常常亲自跑去工商局申请贷款，毕竟这是讨“救命钱”啊。中午他就在大食堂里排队吃饭，十分引人注目：“大老板也来这里排队买饭啦！”看来荣毅仁这个老板倒是能屈能伸，放得下身段。后来由华东财委曾山出面协调，银行终于拨了一笔低息贷款给荣毅仁暂度难关。但是，原料来源又怎么解决？没有原棉供应，上海的纺织业就转不动了。
我曾采访当时的工商联女秘书长胡子婴，她跟我说了一件事：英国人当时通过私人渠道找上门来，表示可以由英国商船帮助将棉花运到上海，但有个条件，要由他们英国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她不免心动，跑去报告给***，不料被一口回绝了。***说：“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南京下关，现在要在我们的海域自由出入，这岂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对不能开！困难总有办法克服！”这条路被封死了，胡子婴多年后跟我说起这一段，还是很感慨：“新中国不能用主权和尊严去换取经济利益，陈老总给我上了一课！”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调动海外各方面资源想尽办法，结果原先从巴西、印度定的几百万斤棉花，辗转通过香港运来了，苏北的棉花也来了……荣毅仁渐渐觉得，他留在上海没有走，算是此生最正确的决定了。
在上海商人圈里，荣毅仁的品行有口碑。不像其他富豪，他没有大房小妾，远离抽烟赌钱，能够洁身自好，与夫人杨鉴清是一见钟情的佳偶，温馨相伴走过一生。荣毅仁在上海有个别称“文敏公”，因为他文雅端正，更因为他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当时上海许多老板身陷“银元投机”，“两百一黑炒作”，荣毅仁没沾边；买国家公债，他钱袋里空空却带头报了高高的数额（后来他承认当时没那么多钱买公债，只是想带个头，最后政府还是给他核减了数额）；到了公私合营，他又领头将自家的申新系列企业申请办理公司合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在1956年初视察上海时，唯一选择的公私合营企业便是荣毅仁的申新九厂。
（***亲临视察，给了荣毅仁最高荣誉，“红帽子”加冠具有标志意义）
今天再回首，49年荣毅仁邀请***的那次“鸿门宴”，堪称是一次“红门宴”。他自此便走入“红门”，一路与共产党同行。即便是在“文革”的风风雨雨中，荣毅仁也受到了诸多“保护”，更重要的是***一上台，就想到了请“荣老板”出山。放眼当时的中国，三十年计划体制下根本找不到懂得资本经营的人才啊。这赋予了荣毅仁人生又一次重大机会。
当我1978年冬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由于采访的主题是***市长，他并没有对我提及此刻正在酝酿着的一件“大事体”，但我能感觉到，63岁的他并不甘心从此去舒舒服服地当一个“部长级”官员，因为他还介绍我去见了他从上海带来的一位“商界老法师”——经叔平，我的直觉是，他和荣毅仁一样，与当时的“计划体制”格格不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重开资本市场之路。很快这个“大事体”就公诸于世了：***请他代表国家利益，组建“中信集团公司”，开创了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大潮流。
（晚年养花读书，衬衣、袜子上竟然打着补丁，这才是回归本原的荣毅仁吗？）
这之后的故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没有必要在此赘言。1979年“中信”成立时国家投入2亿元注册资金，2011年后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目前中信集团的资产规模已超过4万亿。这岂是荣氏企业当初所能够梦想的规模？荣毅仁曾获任***，这应当是他达到的人生巅峰。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个“富二代”无非是命好运道好，步步跟紧共产党才赚了大便宜。但是请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所有的坚持和付出，对这个国家的兴盛和崛起至关重要，他的角色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2005年10月26日，这位89岁的老人终于写完了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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