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就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军人，只是一群曾经和英雄一起报效祖国母亲的士兵。我们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只是曾经和英雄们一起在战场上并肩奋战的“南丁格尔”，为此，我们永远感到自豪。我们都恪守军中一句名言:“虽然我们是高呼着为祖国而战的口号走上战场的，但其实在战场上我们却是为身边的弟兄而死。”当年走上战场虽然不是我们的决定，但相信我们已经尽了一个士兵对国家的责任。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我不愿让国人忘记我们的烈士。
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班师回朝的日子终于快来了。当绷紧的神经放松后，已经带病坚持高强度工作一个多月的我也终于倒下了，并且马上就处在了半昏迷的状态中……战友李秀琴大姐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送我看病、检查、吃饭、去厕所，寸步不离地看护着我。可是我的病情却迅速加重，马上被送进了重伤组，和昔日被我救护的重伤员为伍了。见我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医院决定将我转去南宁，战友邹波和李秋霞搀扶着我上了去南宁303医院的火车。
（李秋霞）
那时的我两条腿已站立不起来了，到了303医院，我已经完全昏迷，不省人事了……在南宁303医院，我让所有医生挠头，他们根本无法确诊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于是只能根据我的症状对症治疗。为了消炎，医生要为我注射抗生素，但我对青霉素过敏，所以只能用红霉素静脉点滴，由于红霉素对血管的伤害太大，每注射一次，血管就硬一条，每次注射护士都要反复折腾，最后只能在手指上找静脉。我的病本不需要输血，但因为不能确定病因，为了增强我身体的抵抗力，当时还给我输了血。从转入303医院我就完全昏迷不醒，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医院向我各地的亲人们发出了病危通知。
我爱人接到部队病危通知的电报，当即从河北保定赶过来了，我妹妹从前线山洞医院赶来，我父母亲也从广州赶到了南宁，这是要和我做最后的告别呢！我爱人到时，医生不让他直接去病房，而是先请他去办公室谈话，让他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医生告诉他病情危重，治愈的机率很低，就是能够抢救过来，人很可能残疾。他到病房时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双腿肌肉全部萎缩，只剩皮包骨了！七尺高的汉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啊……！我自己当时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到他来了，但是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到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我总是说:“广西怎么不出太阳呢？你们打针怎么不开灯呢，能看得见吗？”有时我意识模糊错乱，就会喊叫:“床底下有人……有地雷！”后来我特别理解，当时送下来的伤员在昏迷中说胡话时，为什么总是离不开战场的那些事。我自己在昏迷中也是这样，刻划在脑神经中印象最深的全是战场上鲜血淋漓的场景！战时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所以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男女混住着。我旁边住着一个重伤员，因为气管切开必须同时使用吸痰器，那种老式的吸痰器一启动，动静很大总是把我吵醒，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并且和这位同病房的战友在三十多年后，再次建立了联系，演绎了一段传奇的情谊（请看战友睢建民的回忆文章:36年生死奇缘）。
在医院和亲人们的治疗悉心照顾下，我身体中的抵抗力不断增长，慢慢地看到了窗外的人影，妈妈又亲自去厨房做我最爱吃的山西剔尖，北京人叫拨鱼，我的亲人们天天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当时全国和军区总医院组织了许多专家来到广西前线，巡视各个医院。经过专家们的多次会诊，最后的诊断是病毒性脑膜炎（后来确诊是葡萄膜大脑炎合并脊髓炎）。我得病的原因则是于带病上阵有关，在战场恶劣环境中连续高强度工作，面对危重伤病员，面对战伤“气性坏疽”高危性、创面传染源，精神高度紧张，忘我地工作，抵抗力低下致细菌和病毒感染加重所致。
由于医院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逐渐好转，视力也有了少许恢复，慢慢也恢复了记忆。我的一些战友路过南宁都来探望，一天我听到了战友夏争平的声音，也听到了战友罗玮光的哭声，我记得当时还对她说了句:“哭什么，我还没死啊！”她和我妈妈说着话，我爱人就劝玮光别哭了，他说我们也是刚刚才好一些，庞红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你一哭又会引起她父母难受的。自从听到玮光的声音后，我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我病得很重，双下肢肌肉萎缩，双目失明，已昏迷了好长时间，我一有了意识就相信自己能恢复，对自己说不能放弃！
医院的战友给我寄来了慰问信，爱人阎纯一封封地读给我听，战友们都在鼓励我让我重新站起来！这些亲密的战友真让我感动，让我感到幸福！我当时还曾想:我可能真的要残废了，阎纯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我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见了，我可以到荣军医院去度过余生。人到了那种特殊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我对父亲说:“爸，我就这样死了也挺好，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痛苦，这不是挺好吗。”说者无意，听者就急了，我爸就骂我:“不准胡说！养大你容易吗？你能在父母前面先离开这个世界吗？不要胡思乱想了！”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在303医院的帮助下我转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住在神经内科，当时全国各个地方的文艺团体和总政歌舞团分别奔赴前线部队慰问和探望医院的伤病员，刚好是上海歌舞团来总医院慰问，专程到病房给我这个重伤号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受到祖国人民对子弟兵深切的情谊和温暖。但因为视力极差，眼前隐隐约约只看到了几个影子，医院知道这个情况后，又专门请来了眼科的老主任给我会诊。他看了我的病情，提到自己曾看到国外的一篇文章报道过，在国外一个地区发生过二十多例我这种病，病名叫“葡萄膜脑脊髓膜炎”，而在总医院我是第一个病例。病因确诊后，经过治疗我恢复地更快了，视力从0、0.1到了0.4、0.5。但右眼却慢慢地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后给我评定六级伤残。
部队回到驻地后，参战人员都有了一个短期的休假，在广州的战友们都回家和亲人们团聚了，李秀琴大姐哪儿也没去，就先来病房陪了我整一天，像讲故事一样，把我失忆后的事都说了一遍。我知道大家都没事，都安全返回部队了也特别高兴。我父亲到医院来看我时，见我一天天好起来，心情也好多了，就笑着对秀琴大姐和我说:“我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那里有一个瞎姑娘卖得花生可好吃了！我来做，你去卖，好吗？”我说:“我不去卖花生，我可以去荣军医院，我可以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父女说着话时，李子大姐听着脸上带着笑，可泪水含在眼眶里！
八月份我爱人见我一切可以自理了，就赶回单位上班了。我又巩固治疗了两个月，于当年的十月份出院回到了久别的驻地:潮州141野战医院。
战后141野战医院三所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们永远怀念中越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你们与青山同在，你们与大地永存；你们注入的八一军魂永不磨灭；你们永远是我们心中一块不朽的丰碑；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那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你们热血浸染的。那高矗的英雄丰碑正是用你们的忠诚堆砌的。
我们骄傲，我们是中国军人！
我们自豪，我们参加了那场战争！
我们幸福，我们是战争的幸存者……
（全文完）
作者注:
本文系个人的亲身经历，有不同看法者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宣布撤军后经过统计，这次战争中我院有四对双军人夫妻上了战场。共收治，转运伤病员2429人，死亡两人。收治越军战俘15人。见附表。
陆军55军141野战医院第三野战所（含二所补充人员）77人。携带7个基数战材，三个月常材，一个月粮秣。于1979年2月1日坐火车开赴前线，2月5日到达广西宁明县驮龙公社。
战斗打响后在驮龙转运站展开，担负二线野战医院救治伤员任务。1979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收治并通过伤病员2429名（含15名越军伤俘），其中轻伤1270名，中等伤748名，重伤295名，昼夜最大通过量395名，展开手术6台，共做手术494例（其中:清创193例，颅脑伤21例，颌面伤19例，眼外伤8例，胸部伤16例，腹部伤14例，泌尿伤4例。四肢伤197例，血管伤16例，其他手术14例）；出色地完成战伤救治任务。
两个野战所均于1979年6月6日返回医院广东潮州驻地。
战后141野战医院三所荣立集体三等功。
全体参战人员的默默奉献，只是分工不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完成战伤救治，减少战伤死亡。
（作者:庞红夫妇）
来源：八一子弟 原作者:庞红
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