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亲眼见证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还见证了苏维埃的解体——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哈耶克的青年时期，恰逢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战使欧洲的旧秩序土崩瓦解；新技术使人类更加狂妄，信奉乌托邦的精英们痛斥资本主义，幻想着“以社会主义建立人间天堂”。大萧条之后，一些国家开始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政策来对付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苏联和纳粹的集权神话趋之若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计划体制的“成功”，凯恩斯主义大受追捧。
一战后，哈耶克考入维也纳大学。青年时期的哈耶克是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信奉费边社会主义。
哈耶克读完米塞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和信仰发生深刻的转变。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消除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生产手段私有制，就不会有生产手段市场。没有生产手段市场，市场上就不会有货币价格。而没有反映出不同财货和服务相对稀缺性的货币价格，经济决策者就没有办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经济计算，“一切过程漫长而迂回的生产，如此复杂繁多的步骤，眼前就有如茫茫黑夜。”
为此，哈耶克在1978年再版的该书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哈耶克是如此评价米塞斯的：“对我知识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米塞斯。”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人们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把它同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也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于中心。
在东欧的***时期，持有该书会被判刑。
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
1947年，哈耶克与米塞斯发起朝圣山学社，成为反乌托邦最坚定的力量。
在《致命的自负》这部著作中，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
他的巨著《自由宪章》雄辩地证明，市场是漫长历史中自发形成的秩序，个人自由是人类繁荣、进步的唯一途径；任何改造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乌托邦幻想，都是狂妄的、致命的……
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国王对哈耶克致敬：自亚当私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计划体制的拥护者与他公开辩论。遗憾的是无人应战。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维埃帝国走向覆灭。
哈耶克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自由是哈耶克永恒的理想，他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哈耶克哈耶克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一击声明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放任主义者，也不是像诺齐克那样主张“最小政府”，而是主张适当的政府干预。这里“适当”不仅仅指政府干预的事务范围，也包括政府所运用的手段问题。他说：“‘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尽可能有利于竞争的制度’与‘被动地接受现成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此他强调说：“为了保证创造出正确的制度、释放出个人主义所有能量，我们需要一个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政府。”哈耶克所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的积极作为，而是反对那种完全抹杀个人自由的全面干预。
哈耶克的知识观建立在两个否定性命题之上：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分散在其他行动者之中的为自生自发秩序所利用的全部知识；第二，任何行动者对于自己行动时所利用的知识并非处于完全“知道”的状态。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其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所以必然无知，或者称之为理性不及。对于政府来说,承认自身的无知，乃是开启善治之门的钥匙。
政府与社会中其他组织一样，仅仅是社会中的一种组织，而不是社会的主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社会的自我成长提供基础性保障。政府与一般组织的不同就在于政府拥有强制性权力，而社会中一般组织不得拥有强制性权力。
政府保留部分强制性权力是必要的，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的存在是为了整个社会中的强制被减少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空间。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先天的或后天不可抗拒力的原因，人们有时会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时，向他们提供免予生存危机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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