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旧文
正文
一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对我们似乎不薄。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即自首次于2019年12月31日接到我国关于武汉发生不明肺炎的通报时起，他们(WHO)就对我国疫控专业团队给予了高度的充分的信任，没有及时派人到我国了解疫情起源和发展的状况，也未见到武汉实际调查有关疫情源头的各种传言，疫情传播的途径和方式，疫情传播的速度和烈度，特别是，在认定是否存在“人传人”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们完全相信我们某些专家的模糊说法，没有取得他们自己的一手资料，也就失去了他们自己作出独立判断、进而得出明确答案的条件。
即使到2020年元月20日，在我国钟南山院士就新冠病毒是否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作出肯定表示，我国国家领导人就抗击新冠疫情作出专门指示之后，特别是元月23日，在武汉政府宣布采取“封城”这种恐怕在全世界近代史上都可能闻所未闻的断然措施的情况下，WHO虽派出考察团到武汉市进行了两天(元月20-21日)考察，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先后于元月22-23日两次，就此疫情在日内瓦召开了应对该新冠病毒的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但却出人意外地没有将此疫情及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只是到元月28日WHO总干事谭德塞亲访我国、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的元月30号，WHO才终于宣布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同时又强调: 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的措施，不推荐限制旅行的措施。在我们最困难的那个时候，这一表态，不仅仅使人暖心，更使人放心。因为，我们最担心的事是，人员流动的国际限制很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骨牌效应，从而在经济上给我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当特朗普于元月31号作出与WHO建议相反的决定，即颁布禁止所有曾在我国大陆呆过14天的中国人和非美国国籍的其他外国人(特殊条件者除外)进入美国的总统令时，我们就感到特别地恼火，认为这不仅是反应过度，简直就是落井下石。
于是，我们反复强调该疫情可防可控，不断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要恐慌、不要反应过度，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旅行禁令的趋势似乎并未改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WHO站出来为我们说话。2月4日，WHO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一些国家当前所采取的贸易或旅行限制措施可能会增加恐惧感，对公共卫生几乎没有好处。他还呼吁，应尊重世卫组织专业权威建议，不要对国际旅⾏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预措施，以免增加国际社会恐慌。WHO传染病危害及预防司司长布里安德更进一步表示，WHO将对有关国家采取限制措施的理由寻求澄清，希望各国重新调整从中国撤侨政策。可见，WHO的相关官员对我们确实够“义气”了。
二
但是，现在回头来看，WHO对我们的这些“关照”，以及谭德塞在国际场合发表的一系列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维美之语，不仅不再使我们暖心，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因为，当特朗普政府把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逐步扩展到整个欧洲和他的最亲密伙伴英国的时候，当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全世界肆虐、我国在国内虽暂时控制住了疫情、但国外的输入性感染病例却在增加，进而不得不对其他国家也采取旅行禁令措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至少在这件事上，我们当初错怪了那些对我国实行旅行禁令的国家: 他们不是对我国落井下石，而是出于他们国内公共卫生安全的现实选择。
然而，疫情之火已经燃遍几乎所有的国家，截止4月9日全球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48万多、死亡人数已超过8.7万。仅美国一个国家累计确诊人数就达43万多，死亡人数超过1.48万。且全球疫情蔓延的势头，虽在部分国家有所缓和，但在总体上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其烈度正向东南亚、向印度、向中南美洲、特别是向非洲这些医疗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的国家延伸。如果这样下去，感染的人数攀升到上亿级的规模，死亡的人数上升到百万级的水平，恐怕都不是不可能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压力就非常之大。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自然灾害。无论发生在哪儿，都不是那里人的错。但人又是非理性的，当斥天天不应、责地地不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在"天灾"的底色上去发掘“人祸”的成分，以便在人的身上寻找其发泄点。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其他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者精英阶层、甚或一些普通民众，就抓住WHO的一些做法和说法，通过攻击WHO来达到攻击我国的目的。在他们眼里，WHO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朗普语)。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把自己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迟钝反应，归结为所谓的WHO帮助我国掩盖了疫情的真实情形、淡化了疫情的严重程度，进而导致了他们的普遍误判。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可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在“甩锅”的事，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霸权”这样的思维模式来解释，而应看到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寻求“责任者”的情绪。不分东与西，也不分南与北；不论官与民，也不论富与贱，哪个国家疫情越严重，这种寻责的情绪也就越浓重。在这方面，不仅美国、英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在放风，巴西教育部长、甚至伊朗的卫生部长都加入进来了；不仅英国外交智库约翰.杰克逊学会专门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的一个律所和印度的律协也分别采取了法律的途径，甚至我们国人万万都可能不会想到的近邻--缅甸国的天主教主教也竟然说: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和赔偿。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告诫。
三
历史不能假设，时间不能倒流，发生过的事是无法通过“假设”来还原的。但是，要像颜回那样在未来的路上“不二过”，“假设”则是一个必要的思维条件。
假如在元月20日之前，WHO能对我国武汉进行实地考察、较早地就是否“人传人”的问题作出结论；如果元月23日武汉封城的当天，WHO就将此次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所有国家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如果元月底二月初，当朝鲜、菲律宾、特别是美国宣布旅行禁令、对我国关起他们的国门时，WHO不是采取批评的态度，也不是呼吁他们保持冷静，而是将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原原本本地告诉世界，激发他们一些必要的紧张和“恐慌”，并呼吁他们尽快行动；特别是，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CHINA-WHO)联合专家考察组于2月16-24日对我国北京、四川、广东、武汉四地考察之后，如果他们不是抽象地为我们讲那些虚幻的美言惠语，而是切切实实将我国从2003年抗击“非典”中汲取、这次又进一步总结和发展的抗击疫情的理念、经验和措施介绍给国际社会，以帮助他们有的放矢地应对，而不是茫然不知所措。那，新冠疫情的态势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如果”，WHO好像都没想到。特别是，当伊朗、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疫情突然大爆发之时，WHO虽然也似乎“慌了”，紧急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但，始终未见他们将我国查找病源、阻隔传播途径、对病毒打歼灭战的积极战略介绍出来，以替代或修正许多国家那种延缓病毒传播速度、压低疫情峰值、等待疫苗和有效药物问世的消极战略；也始终未见他们将我国仅仅抓住抗疫工作环节的前端，做到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经验介绍出来，供其他国家参考，以启示这些国家去纠正或者平衡那种只关注抗疫环节的后端工作、即只关注减轻疫情带来的损失的片面性思路；特别是，他们不仅不将我国要求所有人在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戴口罩--这一抗疫的基本措施介绍出来，反而在其WHO的网上公开宣称:不建议未感染的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可以想见，如果WHO当时都“如果”了，那今天的疫情会是一种什么态势？恐怕武汉控住了，整个中国就控制住了；而中国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也就控制住了。然而，今天武汉虽然控制住了，各地从国外的输入性病例却出现了。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在为逝者送行之后，迎来一个“疫过天晴”的新起点。没想到，今天的抗疫竟然要常态化，许多人宅家两月有余了，还不能自由地进出自己的家门；特别是，由于未能有效控制住疫情的向外传播，且由于疫情在其他国家的传播烈度似乎远大于我国，当我们的疫情刚刚减轻、腾出手来帮助他国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遇到的不是感谢，而是一种抱怨、甚至仇视。
在这个时候，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别人的“关照”，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
2020年4月9日于北京
附: 应对建议(略)。
来源@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dea2e160102z3rg.html
另见:本人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8EX_KfKRs3sg2_fFKtiw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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