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图》南宋末元初·钱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源网络）
“润笔”怎透视古人生存状态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四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中有《文字润笔》一文（以下简称《润笔》），从中可透视出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的生存状态和品格操守，描绘出了一幅鲜活的文人百图。
文人作文绘画所得报酬，古人称之为“润笔”，今人称之为稿酬或稿费。《润笔》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其实，润笔之举从战国时期就有之。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城门上并发布告示：无论谁若能增或减一字，便可获赏千金，首创稿酬之举。汉时流行一则陈皇后“千金买赋”的故事，那么司马相如应是古代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拿稿费的人。至于“润笔”一词，最早见于《隋书》，此后“润笔”一词就成为稿酬的代名词流传后世。
为人撰写诗文碑铭以求取报酬，是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来源。在古代，官方没有设置具体的润笔制度，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求文者主动馈送润笔，但也有作者主动索取的。其支付形式大致有三种：实物、银钱、钱物并举。至于数额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取决于当事者双方的好恶。《润笔》从文人学士的收受状态，直截了当地描绘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德行品格。
有靠收取润笔而大发其财者。《润笔》引用了《旧唐书•李邕传》的记载，说北海太守李邕尤其擅长作碑、颂等文，朝廷中士族和天下的佛寺道观，多有拿着金帛去求他的文章的。前后所作共几百首，接受人们所赠财物也上万。当时人议论，以为自古卖文得财，没有像李邕那样的。《润笔》又引用了杜甫的诗：“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说李邕那时请求他写文章的人充满门庭，所作碑刻文章光照四方域。精美的房屋门簾用珊瑚作钩，毛织品中织出骐驎图案。紫骝马随着宝剑和文几，合乎道义的收入每年不断。
《润笔》还举例说，韩愈作《平淮西碑》，唐宪宗以拓本赐给将领韩弘，韩弘寄了绢五百匹给韩愈。韩愈作《王用碑》，王用的儿子寄了鞍马和白玉带给他。韩愈因为公侯撰写碑铭所取“润笔之货盈缶”，被时人讥为“谀墓金”。为此，刘禹锡《祭韩愈文》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禁金如山。”感叹韩愈为他人写的公侯铭勋的碑文、墓志和神道碑，一个字的价格，送来的金钱就多得像山一样高。
有嫌润笔不丰而大发脾气者。《润笔》在文章中提到了皇甫湜给裴度作《福先寺碑》一事。元和十年（815），裴度代武元衡为相，督统诸将平定淮西之乱。由于平定淮西叛乱的战争伤亡很大，裴度就把朝廷赏赐的物品用来重修洛阳福先寺，以这种做功德的方式超度亡灵。他找了工部郎中皇甫湜写碑文，皇甫湜写成碑文之后，裴度酬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但是，皇甫湜却嫌少，大发脾气道：“碑文三千字，每字三匹缣，为什么到我这里就这样薄？！”于是，裴度只好笑着送他绢九千匹。
除《润笔》记载的史实外，唐宋文人关于润笔五花八门的趣事还真不少。如有擅自拿走他人钱物强作润笔者。五代时，会凝为宰相，李瀚为翰林学士承旨。一天，李瀚将和凝旧阁中图书器玩“携之尽去”留下一诗曰：“座主登庸归凤闇，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再如有不收取润笔但另有所求者。北宋杨亿为马枢撰其父全义神道碑，杨亿“润笔一物不受，止求荐一师号”。马枢向皇帝上奏：“词臣润笔，国之常规，乞降圣旨，俾受臣所赠。”宋真宗了解情况后很感动，告诉杨亿说：“师号朕与之，润笔卿宜无让。”又如有因收取润笔而获罪者。宋神宗时，文学侍从之臣写诰命，允许收润笔钱物作为报酬。一次，王安石推辞一家所给的润笔费未成，就把它放到办公室的梁上。后来祖无择收下这笔润笔费作为公费开支。王安石当政后，便查祖无择的罪并将其关押到偏远的秀州狱中。
《博古图》南宋·刘松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洪迈在《润笔》中还是用大篇幅讲述了当时文人学士对待润笔的品格操守。
有为人耿介拒不收取润笔者。唐穆宗时，穆宗下诏叫萧俛作《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碑》。时任宰相的萧俛推辞说：“王承宗（王士真之子）的事迹没有什么可记载的。而且撰写进献之后，王承宗照例要送钱物酬谢，这样勉强接受，就不符合我的平生之志。”皇帝接受了他的请求，没有让他再写碑文。唐宪宗时，长安城里文人争着给人写碑志，吵吵闹闹就像市集上卖买东西一样。大官死后，他家门口如同市集，其至还有吵嚷争夺生意的，不由办丧事的人家作主。当时，大臣裴均的儿子拿一万匹缣，去求宰相韦贯之作铭。韦贯之断然说道：“我情愿饿死，岂忍心写这些东西？！”唐僖宗时的御史大夫柳玭善于书法，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他写德政碑。柳玭说道：“如果要送润笔的话，就不敢听从吩咐。”
也有尽朋友之义不收受者。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密切，“结为生死之交”，元稹临死前，托付白居易写墓志。后来，元家的族长开列他家奴婢、车马、绫帛以及银鞍、玉带等东西，价值达六七十万两银钱，作为报酬文章的礼物。白居易想念与元稹平生的交情，坚决不收礼物。后来，往返再三，白居易终于不得已收下礼物，施舍给香山寺。白居易表示：这利益功德，应归于元稹。宋英、神、哲、徽四朝元老曾肇，和兵、刑二部侍郎彭汝砺是朋友，彭汝砺死后，曾肇为他作铭。彭汝砺的儿子以金带和缣帛作为酬谢。曾肇拒绝了两次，并写帖告知：“这文章本是尽朋友的道义，如果给我财物，这不是你对待父辈的办法。”彭汝砺的儿子阅后惊惶而作罢。
洪迈在《润笔》中写道：“本朝此风犹存”，是说宋朝收受润笔之风还很盛行。宋朝时期的翰林学士的润笔外快要多一些，凡制、诰、诏、令等重要文件，都由翰林学士锁院起草，包括对各级官员的任命、封叙、赠典等。按惯例，其中被授予给谏、待制等四品以上官职者，都要给学土院一笔“润笔”，其数目多少，甚至还有具体规定刻在石碑上。如果升官者拜受任命状后装聋作哑，不赶快把钱送上，那边就会发通知来催讨。据沈括《梦溪笔谈》介绍，这笔钱凡在院官员，下及办事 人员、管车马的仆役。都能分得一份。
为此，《润笔》高度赞扬了苏轼对待润笔的高尚品行。当时收受润笔的风气盛行，然而满朝文臣只有苏轼从未给天下人写墓志铭。他只给五个人写过，而这五人都是有盛德之人。他们是富弼、司马光、赵抹、范镇、张方平。此外，苏轼还写过赵槩、滕甫两人的墓志铭，这代张方平所作的。苏轼在翰林院时，皇帝下诏书叫他作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他也推辞不作。
由此可见，润笔在唐宋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意蕴和社会文化风俗。一方面，润笔体现了古代文人避讳谈钱、自恃清高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它又穿透了清高表象，从收受状态可见文人们的生存状态和道行品格。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润笔的收入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积极的，它对文化作品的商品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的作者已经很少用这种委婉含蓄的避讳方法提及稿费了，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文化心理的改变与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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