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

清朝官员合影图片 （图源网络）

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

       康熙皇帝三次南巡，在江风大作时乘船渡江有着不同感受。第一次因年富力强，虽然大风突起，众皆恐惧，仍然“下令顶风前进，还站立船头射江豚，没一丝不安。”第二次，便“微微觉得有点心跳”。第三次已进入老年，“连见别人渡江心里都发慌”。由此，他进而联想，将军、提督、总兵们当年轻力壮时所以“能够登城作战，攻克险阻”，屡立战功而不胆怯，是由于“年少时血气方刚”。但是立下战功逐渐升迁为大官，年龄也不断增高，“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要叫他率兵打仗，而且像年轻时那样奋勇杀敌，这能办得到吗?”可以看出，康熙帝充分流露出了企盼培育年轻战将，以备后继的迫切心情。  

       培育年轻官吏，是一个涉及千秋基业、后继有人，实现长治久安、永盛不衰的大问题，所以古代有识君主和名臣贤相对其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访贤求才。为培养事业接班人，他们非常重视对年轻官吏的职前职后的从政教育。

       对此，历史上一些有识君王有着清醒的认识。至元九年，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元朝统治者看到，一些“府州司县官吏，幼年废学，跻身吏门，不务礼义之教，贿赂之习熏染成性，等到年长，便在官府任事，往往枉法受贿，遭羁刑狱”，并指出“这是未曾读书而心术不正所造成的恶果”。当时的中书省和御史台向元世祖建议：“今后官吏当于办公之闲暇，听从长官的约束，受品学优秀者的教诲，哪怕能粗略地读点经史著作，精通义理，便足以正心修身，革除徇私趋利之弊，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后生年少不曾经过磨练，往往自负其才而办事不谨慎，血气方刚意气用事，很少有不生事扰民的。还是应该让他再学习，培养其道德情操，改变气质，等到学成以后再加以任用。”所以，元明两代开国皇帝都将对在职年轻官员的从政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这确是切中时弊而又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纵观历史上一些王朝培养年轻官吏的做法，大致上的关键要点，一是要择人而育，二是要精选师资，三是要有正确的育才举措。 

       从政教育是培育年轻官吏的必经之路，而要培育新人，还必须在培育之前将人才选择好。所谓“择人而育”就是这个道理。择人而育是育人的前提，择人不当，难以成才。

       对从政接班人，许多朝代都是将“资性聪敏、有学识、有才干”、“资性淳厚、学问有成”者以及“民间俊秀”等，作为选择培养对象的条件，希望他们日后成为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古代有卓识远见的君主，在培育年轻官吏上都很注意优化。明太祖就曾规定：“对选择升入国子监学习的廪生，一定要注意选拔那些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这里把品学兼优和年轻作为选择深造将来充当社稷栋梁之材的标准，是很有眼光的。

       古人讲：“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已树而择之。”（刘向《说苑•复恩》）说的是“要选择好人才再培养，千万不要等培养了再选择他，那就晚了”的道理，这一育人原则，即在培育以前对被培育者的品德要考察清楚，否则会贻害国家和人民，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培育年轻官吏应当精选师资。历代君王对教育者的德才都很注意严格要求。唐太宗在天下逐渐安定后，便转武为文，他开设文学馆，选出杜如晦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接纳培养从各地选拔出来的士人。开文学馆育才储才，是唐太宗重视培育年轻人才的可贵创举，“贞观之治”能彪炳史册，正是唐太宗荐贤育贤用贤的结果。   

       明洪武八年（1375），太祖朱元璋诏令御史台的官员选拔国子监的学生，派遣到北方各地去担任教育方面的工作。诏令说，北方的战乱刚刚结束，学问渊博之士很不容易找到。应当在现在太学的学生中，选取一批年龄较大而学习优秀的人，派往北方各郡分别担任教育工作。于是，御史台选拔出优秀的国子监学生共三百六十余人，发给粮食和衣服，派往北方各郡任教。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康熙帝给吏部下了一道谕旨，指出：“负责教育的官员担负着教育士人的重大责任，没有适当的人选确是一个非常紧迫而急须解决的问题”，并要求“以后各地选拔教官应该送到京城，让大臣面试合格后才能任职”。这些都是历史上注意精选师资举措的范例。

（上图）清政府派出的赴美国留学的幼童

（中图）长大成人并回国的部份留学幼童

（下图）拥有当年留学幼童的同盟会成员

       晚清时期，派员出洋游学，是清末的一大振兴措施。同治十年（1884）， 清政府开始每年分派“赴洋幼童”30名，4年派出120名，15年后再逐年接回，此时其“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规定所选人才应具备“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纭”的条件。同时，当时刘坤一、张之洞等一些有识之士还提议，在派学童外出学习（“游学”）外，还派在职官员出外通过考察进行学习（“游历”），自今始，三年后，凡官员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出洋游历一次作为必备条件。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游学以“徐图自强”，对中华民族的奋发，仍有珍贵的方策价值。

       中国古代官僚管理体制中，学校成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之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输送了一定数量的官吏人才。科举制的发展，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选拔官吏的一个阶梯，也成为了年轻官吏职前教育的必经途径。至于年轻官吏从政后的教育，应该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譬如，对新任官吏，皇帝亲自接见，谆谆告诫；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都要管好子女，特别是管好已当官的子女；从严立法，制定完善治吏的法律；奖励良吏，弘扬正气；挂职锻炼，实践磨砺；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刑，警钟长鸣；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等等行之有效的举措。

       浩如烟波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吏治始终是每个朝代的重头戏。官吏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着一个朝代的政务水平，而年轻官吏从政水平，将会导致国家管理能力能否正确持续直至国力的兴旺与衰败。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吏治从某方面来讲，是完备而规范的。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古代吏治更侧重于对官吏的选拔、考核、管理、监督，而对官吏的在职从政教育制度相当薄弱。文中所讲述的古代年轻官吏从政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大多出自有识君王的个人观念和行为，更谈不上官吏从政教育的制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