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

上海书店两位“红色老板”毛泽民（右）和徐白民（左）的照片  （图源网络）  

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

——上海书店的红色记忆（中） 

       上海书店曾经有过两个“老板” ，徐白民和毛泽民。

       书店的第一个“老板”是徐白民。1920年春，这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运动领袖，曾是杭州“一师风潮”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一师风潮”后，作为浙江学生代表，徐白民赴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会议。1923年，徐白民28岁，他的公开身份是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一名教书先生，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党员。这年8月，徐白民受组织委派，到上海筹备成立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

       徐白民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瞿秋白和其他党中央的负责人。经大家的建议，书店按照“交通便利”、“简朴为宜”和“易于隐蔽”三个特点，选址在法租界和华界两区交界之处的民国路（今人民路）振业里11号。店内聘用三、四个店员，应付日常工作，兼做保卫工作。

       徐白民作为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书店的出版、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负责各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们当时都这样年轻，蔡和森、恽代英和徐白民都不过28岁，瞿秋白只有24岁。1925年，另一个穿着长衫、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也来到上海书店，时年29岁，他的名字叫毛泽民。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接到党的指示，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对于毛泽民来说，眼前的工作显然是十分陌生的，但他凭着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认真摸索规律，广交业内朋友，出色地担负起了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调整，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二十余个城市，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金的紧缺。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是西装革履，忙于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党组织经过研究，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他的助手，并假扮夫妻作掩护。两人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

       据钱希均回忆，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斯文里，上海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时，也住在这里。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经请示上级，毛泽民很快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他清楚地意识到，想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人。于是，他给家乡韶山党组织写信，同时派人前往，要求选派几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实力量；韶山党组织马上派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来沪，进秘密印刷所工作。他从不搞特殊，只要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苦干，所以深受大家的爱戴。

       上海书店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军阀当局很惊慌。1926年春，淞沪警察厅找借口查封该店。毛泽民立即在沪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不处于停顿。不久，他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从此，他频繁穿梭于沪鄂两地，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其间，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在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已盈余一万五千余元。当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进行核查，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

 （上图）上海书店发行的书刊图片（下图）上海书店致柳亚子的信函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每期的发行数达八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三万余册。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11月，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1928年夏，他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建起党组织最大的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还曾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伪装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确保出版物安全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

       四个多月后的一天夜晚，特务对协盛印刷所生疑，他被抓走后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特务见弄不出什么名堂，企图大敲竹杠，就以“印赤色刊物犯法”为由，索要十万元“罚金”。他随机应变，假装愿意出去设法筹款。特务认为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将他暂时释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一边公开登报拍卖印刷所，迷惑特务；一边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特务到印刷所拿钱，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了当。

       1929年初，他带印刷所部分同志和机器悄然前往天津；党组织则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一大批书籍（被查禁的出版物就达四十九种），还出版过《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1931初，毛泽民再度抵达申城，与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马上通知毛泽民离沪转移到香港，他旋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毛泽民领导下，上海书店的机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当年的上海书店已实现编、印、发“一条龙”，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还设立专门的发行机构和印刷所，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的一些质量较好的出版物。书店出版物品种丰富，除了革命书刊、学术专著，还有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能从中挑选所需要的阅读内容。书店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不仅在全国20多个城市筹建分销处，还在海外设分支机构，既出色地完成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毛泽民同志领导的这些红色出版机构，虽然由于所处的环境险恶，存在时间都不算太长，但它们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