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你喊苦，而你不是难民、不是乞丐、不是无家可归者；甚至你仍拥有家人、拥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胆地说：你的痛苦，可能不是来自于痛苦本身。你的痛苦与愤怒，可能一大部分来自你欠缺「同理心」。你无法换位思考，你永远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观看他人与社会，并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与「不平」。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每个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样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现代人的仇恨或者轻微一点说彼此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许多正来自于欠缺同理心。我们看到一个老荣民的背影，刻薄者称其「中国难民」，势利者认定他们「底层穷人」；有多少人在一个荣民擦身而过时，想到他所属的时代悲凉，感念他们的奉献与卑屈，反省我们的残酷与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匮乏，小从家庭内部的亲情，职场彼此的互动，扩及社会不同群体。世间有这么多的兄弟阋牆、社会仇恨...因为「同理心」，不是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我们社会教育的主题。
我们的本性是观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们的本性在不知不觉中自私且无情；除非透过反省、经由学习，承认且意识此种「人性的匮乏」，我们的本性才能儘量避免「平庸之恶」。是的，平庸之恶，当我们将人性停留于直觉的平庸时，我们的本性便会恶罪其中。我们甚至不会自觉，理所当然。
这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长汉纳鄂兰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精淮描述。人，不用太坏，只要没有为他人设想之心，只要愚鲁且自私，便可能成为邪恶之人。
而克服这种人性之恶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个同理心的「大事件」，来自外婆的重病。十一岁之前，外婆对我的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一看不对劲赶紧带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护车呼啸，笛声回鸣，好像淮备穿透我的一切，永恒隔下一道分割线。
之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连过街都要大人牵手才敢过街），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那裡？」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那裡来，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个十一岁孩子在医院裡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是我在人间惟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个高牆厚门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度不了。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从来只有透支，没有存馀。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只有五块钱台币，飢肠辘辘，到了家门对面的麵摊子，下意识走进去，点了一碗阳春麵。
麵摊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杆得一手好麵；外婆疼爱我，常常瞒著阿姨们带我至麵摊子点鲁蛋、海带芽、滷猪耳朵，加一碗阳春麵。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阳春麵，便惯常地问：「滷蛋？」我平静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当然没有人帮我淮备便当，正在长大的孩子，到了下课放学，已飢饿难忍。又走进麵摊，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麵，付一半的钱吗？」我的声音平静，表情更平静；可能自小倔强，做任何事遇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老板想了一下：「好。」没有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麵，我愣了一下，因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听不清，而且我口袋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麵的钱。没敢动筷子，走到正热腾腾煮麵的摊子，我拉拉他的手，「老板你搞错了...」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会儿再说。」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扔了一个滷蛋到我碗裡，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问怎么回事。约莫黄昏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外婆会好起来，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麵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带著我向麵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隔几天麵摊老伯伯告诉我，自己十六岁就在田裡被抓伕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孝顺外婆。」
十一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个中国战乱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好好孝顺外婆」，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遗憾，是另一种想家的表达，是深沉的叹息。
四川外省麵摊老板在我们这个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来绰号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那裡就长在那裡。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鬆鬆，削皮时手摸著，有点发麻。满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鬆软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过去光顾他的麵摊无数次，我们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怎么和爸爸妈妈失散，好似他是个石头蹦出来的怪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只有阳春麵特别便宜好吃，一个夜市裡搭个违章建筑从早卖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摊门睡觉的孤拎摊贩。
外婆后来果然安然回家，牵著我向「老芋仔」麵摊老板致谢。一年后，有天麵摊门口特别热闹，原来娶亲了；姑娘从梨山山上买来，清瘦娇小的女子，没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摊前烫麵；麵摊老板难得经常带著笑意对人说话，这迟来的幸福，滋味应该特别甜。
我之后常常特别光顾麵摊，标淮菜色「阳春麵加滷蛋」，像一种感念仪式。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麵也烂了。
有天麵摊老板不做生意了，关了门，哭嚎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带走了，还把他长年积蓄、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全偷个精光。我望著紧闭的门，有几次衝动想敲大门；但又觉得突兀…就这样过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杀了。上吊时，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梁上，脸就对著后牆的蒋介石遗照。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的「同理心」导师，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我终生深刻难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惨的惊叹号结束，更令我难以忘却他曾在我寂寞困难时给我的温暖。
他是个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绝念中，在一切弃绝后也就结束了。尸体没有送行队伍，没有人为他至少煮一碗麵、丢个滷蛋送行...警察局、收尸者，一个卑微「老芋仔」，一朵比云还轻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温暖的嘱咐，带著乡音的安慰，打破了我们家中许多长辈灌输在我脑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见；也使我后来在参与的政治行动中，绝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语言。当然也自然形成我曾与岛屿上熟识朋友们，重大的政治隔阂。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们又谈起了荣民，谈起了那些被时代彻底牺牲的人。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每个人不管本省、外省人，富贵贫贱，都会遇见类似的人物。他们开计程车司机，当大厦管理员，在河床搬石头做苦力，横贯公路开通成冤魂...那些悲惨时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大半擦身而过；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只没有教导我们「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导每个人观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汉纳鄂兰论述「极权主义之恶」时，对此曾特别指出，那些信奉纳粹主义的屠杀者，只是没有深度，他们没有我们想像的邪恶，单单只是「不愿意设想他人的处境」。「因为所谓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设想他人的处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难；甚至有时候教育体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爱国」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们的「团结」来自于拒绝理解和我们处境不同的人；「我们」的认同，凝聚于排斥驱逐「他者」的行动。
同理心，不只要「捨不得」别人，更要「捨得」自己。不去苦苦追问自己曾经的痛，而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伟大的理论，它是一种学习，一种彻悟，一种跨越人性的障碍，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这个世界、社会、那怕一个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组合而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我们在提出任何一项主张或结论时，至少要有一种警觉心，世界若由一个人、一群相同血统、或语言的人作主，这个世界一定有邪恶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暂时放下自己，换位在他人处境思考…有时候它只是一颗滷蛋，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语言，它就是一个使自己变得更有人性的过程；如是而已。
作者：陈文茜
天下杂志专栏7/5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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