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夏季卫生运动的一次高潮

五月——夏季卫生运动的一次高潮

   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奇数为阳，认为奇数是个吉利的数，所以人们对于奇数自然也就另眼看待了。在农历中，如果赶上月日奇数相重，那还真有些像“双喜临门”一样了。正月初一自不必说了（一月初一），就是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自然而然就都成了吉庆佳节。

如果说先功用后审美的话，这些日子在以农耕为主的古老的中国都是与农时有着密切关系的。先生产，再说过节，过节不过是为了号召人们不违农时的一次集体行动而已，人们经过生产实践的教训，自然知：人误地一时而地误一年啊。

五月初五的端阳节，古时候称为中天节，也称作端午节。端午节正处在夏收大忙的前后，据《礼记·月令》记载：早在商周时代，夏收前帝王都要举行迎夏之礼，那时候“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同时还要派出大臣“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伏于都” 。不管怎么说，都是要动员人们千万不要耽误了农时。当麦子收完上场后，“农乃升麦”。皇帝不仅“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同时还要“聚蓄百药，”祛病禳灾，以保证农忙的时候劳动力不会因为疾病而丧失。看来，如果说“立夏“是夏季节令搞一次全民的卫生运动的动员令，那么，端午节的真正意义仿佛是夏季卫生运动的一次高潮。

为什么这个高潮要定在五月初五，五月俗称毒月，根据风土志记载，农历五月五日为阳极之日，“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蕃庑（草木茂盛）之时，毒气盛”（郑玄解释），可见我们的先人早就注意到夏季的防病治病的关键了。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国各国个民族共同的习俗。据说宋代民间就有一句谚语：“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失”。到了明朝时，每到端午节朝廷中的太医院更是大张旗鼓的到“南海子捉虾蟆（hama），取蟾酥”。至于在民间端午节则喝雄黄酒，涂雄黄于耳鼻，有的地方是要喝菖蒲酒的。要说起来无论是雄黄还是菖蒲这可是要命的东西，菖蒲是植物，它的毒性为全株有毒，根茎毒性更大。虽然能为辟秽开窍，宣气逐痰，解毒，杀虫，可是口服多量时产生强烈的幻视，甚至要命。雄黄是含硫化砷的矿石，硫化砷，看来以毒攻毒在医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如此了。

我曾经插队于陕西，每逢端午节，人们有喝雄黄酒的习惯，因为我胆小惜命，哪儿敢喝此等毒物啊。可是听老乡讲，只有端午节这一天喝了没事，他日是不行的。好在谁也不会多喝，也没有听说过由于过节喝了雄黄酒自绝于人的事。

   至于吃粽子，竹叶也罢，苇叶也罢，糯米也罢，自然离不开糯米味甘性平，能益气、止泻、补中；竹叶，清热除烦，通利小便；苇叶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等等这些食疗的功用。                 

这正合了《齐民要术》中记载，“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前后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难怪古人说：名医不谈药，大概是：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是药能活人亦能杀人的道理在起作用。看来养生也并非在今日，今天不过是拿来古人的东西择其善者而从之，那是不存在着什么创新的玩艺儿。如果说有创新大概就属比竹叶、苇叶贵上百倍千倍的包装了，可惜包装是不能清热、除烦和解暑的，反而在“毒月”“病瘟”之时给人们多少又添了一些堵。

说起来过端午节，大人小孩都知道，这是纪念一位叫屈原的人。其实，端午节自周到汉，再到三国两晋，原本并非为纪念屈原，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是南北朝的时代，汉代以前没有此说，据说六朝时中国处于大分离，外族不断的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人们需要有爱国志士，宣扬爱国的理想就成了人们普遍的舆论需求。据说晋代时的东吴一带民间的端午节只纪念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伍子胥。在吴越战争时，吴王不听伍子胥饿劝告，于是就用吴王赐给宝剑，自刎而死，死前告诉他亲近的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来观看越寇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吴王听到这番话，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过后九年，果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终于灭掉了吴国，并杀死吴王夫差，吴国人同情伍子胥，在江边给他修建了祠堂，因此，把这个地方命名叫胥山。屈原同样有着伍子胥的经历，一文一武，端午节纪念两个不同的爱国者，人心向背可想而之。

我国农历的五月五日，最富于静态美和温馨气息的莫过于制作和佩戴香包。以往由于医药不发达，人们就把具有杀菌作用的雄黄，艾草，菖蒲研成粉末，用布包起来戴在胸前，利用它散发出来的香气使夏天的虫菌不来侵扰，有袪毒避邪的功用，并成为一种保命吉祥的象征。于是就此确定了香包的地位和起源。

  香包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香包又叫香囊，本身只是一个把香料包起来的布包而已，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做香包是妇女们表现女红手艺最佳机会。从香包图案和绣工可以看出制作者的手艺，所以香包的制作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有可看性。尤其是经由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香包，更蕴涵了一分深挚情意。把它当做礼物送人，那份温馨，就不是一张问候卡可以代替得了的。
　　听说有些地方还有新嫁娘赠送亲友香包的习俗，国人认为新娘子带有喜气，由她亲手做的香包，更能袪邪解毒，所以在她新婚的第一年的端午节，新嫁娘必须缝制香包分送亲友，这一送，少说要送一，二百个，除了送给亲友之外，当然多半还是送给小孩子们佩戴，这是出自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关爱，希望儿童能够顺利成长，诸邪远避。当然也可以送给长辈以示尊敬和孝思。
　　至于送给情人的香包含意就更深远了，一针一线都蕴涵了无限柔情。在以前，妇女们在子女情人要出远门时，都会缝制香包让他们带在身上，一方面保佑他们旅游平安，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提醒他们，家乡有人倚门守候，应该早日归来。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被“吓着”，母亲就用红布给我做了一个装朱砂的小包，并将几根红线拧在一起把那个小红包挂在我的脖子上，就如同挂了一个项链，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也知道那个红包虽然不是金锁银锁，那朱砂就是氧化汞，每当想起此事总是有一种酸酸的、甜甜的、暖暖的感觉。

据说那时人们佩戴香包就如今日的手机，明时，端午节佩带香囊之风，蔚为大观。李梦阳《汴中元夕》诗云：“玉馆朱城柳陌斜，宋京灯月散烟火，门外香车若流水，不知青鸟向谁家。”一辆辆香车从门外过去了，上面全是香气喷人的美女。由此可见当时开封仕女佩带香囊的风气之盛。

北京清时就有荷包巷，专卖各式香囊、荷包、扇袋、眼镜袋、罗镜套、烟袋等，用缂丝或锦缎缝制，应有尽有。时转世移，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习俗也有了很大变化，如今香包和荷包在城市里已难寻踪影，人们在享用着高科技产品的信息化社会里生活，似乎已淡忘了这些丰富的民间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