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历史经验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历史经验研究

刘惠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向全党发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号召，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 [1]《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反对党内腐败的经典文献，在一定意义上，它又体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转变过程中政治思想转折的关联性。认真研究该《决议》精神，提取其有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完善党的干部使用与监察制度，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战斗性，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特此撰写，供有关部门做工作参考。

一、关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历史经验

在全国胜利前夕，1949年3月5日至l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有关报告（1949年3月5日）和中共中央的相应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以下简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2] 这次会议提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3]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4]“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5]会议的这些精神，对于指导我党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新环境考验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防止党内腐败，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这也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保持纯洁性与先进性的历史经验所在。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我党在入城之初，对于资产阶级的精神腐蚀与物质腐蚀方式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还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村赴北平之时，毛泽东即指出：“今天是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6]应该说这种精神状态的保持，是我党在入城之初，在干部腐败问题初露端倪时，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顺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克服党内腐败现象的基本原因。对此，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7]

2．实际指导了“三反”运动的进行，清除了一批党内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

1951年11月11日，在东北局给中央的一份关于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揭露出一些党的干部犯有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后，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11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9]此后，毛泽东又指出：“三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级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10]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又指出：应“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1]当时武汉市发生卫生局副局长宋英打击报复检举揭发人纪凯案，使检举人遭到错捕和肉刑逼供。毛泽东知晓此事后进行了严肃查处，武汉市市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先后被撤职，市委书记张平化代表市委作检查和自我批评。[12]由于毛泽东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在党内腐败现象初露端倪时，领导全党进行了坚决的“三反”斗争，而纯洁了党的队伍，这就使我党在入城执政之初能始终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精神。

3．实际指导了“五反”运动的进行，打退了资产阶级分子对我党干部的猖狂腐蚀活动

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发现：一些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违法资本家和党内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共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而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资本家把我党干部拉下水所使用的经常手段又是行贿，这说明资产阶级分子对我党干部的腐蚀、引诱无所不在。因此，毛泽东又提议 ：“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13]“五反”运动持续了半年多时间（1952年1—10月），这仍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关防止党在入城后产生腐败现象基本精神的坚持。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明确划分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14]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并“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起党的支部，加强了党的工作。[15]

4．通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了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基本精神而对党内腐败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些严厉打击措施，震慑了一部分入城后滋生享乐主义思想的干部心态，教育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  

对此，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对“三反”斗争，“必须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后患无穷”，要“一样地用死刑和徒刑对待他们”。[16]计“三反”运动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总人数共有383万人之多（未包括军内数字），群众共检举揭发出122万余名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经查实而最终定案的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共有10余万人，贪污总金额达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者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者67人，判处死刑者42人，判处死缓者9人。[17]这大大打击了党内腐败分子的嚣张所焰，挽救了大多数犯有轻微贪污腐败罪行的干部。毛泽东在领导“三反”运动的斗争中，特别注意查处高级干部中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人。当毛泽东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对原东北局书记高岗腐败问题的揭发信函后，立即派人调查。[18]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犯贪污大罪，被判处死刑，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因二人在战争年代有出生入死的功劳，曾为之求情，毛泽东回答：“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19]这也就是至今仍为民众所乐道的“杀了一个刘青山，保住共产党二十年不变色”的基本史实。

二、关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主要教训

以上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对于指导我党入城后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开展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说明。但是，对照今天我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状况，可以发现：我党最终未能避免《七届二中全决议》所希望避免的那些党内腐败现象。若究其原因，除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时代政治因素影响之外，笔者认为：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自身的一些历史局限性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下面，仅具体探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今天我党未能完全避免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些历史因素，以从中总结主要教训。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有哪一些呢？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若就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防止党内腐败现象产生而言，《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表现在未能把入城后我党的自身建设工作，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当时最急需解决的恢复与发展城市生产的一个隶属问题来对待。对此，正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的工作、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20]

毫无疑问，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是当时我党入城后的中心工作。但是，因为这一问题重要，而把当时至关我党生存或自身命运的党建工作放于对城市生产的隶从地位，取消对问题特殊性的研究，却不利于日后我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因为：这一规定的实质，是把我党治军中的“党指挥枪”原则，移用于日后的组织与管理城市生产工作中，它造成了日后事实上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城市生产管理模式（即日后国营企业生产管理模式）。这使后来的国营企业成了政府的派出机构。此外，这一规定也导致了日后我党在城市政权建设上所出现的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党政合一现象，而开了我党在国家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的先河。上述这些情况，显然都不利于我党入城后的自身建设工作及在党内有效地、能动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其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重视了我党入城后外来敌人的进攻与腐蚀问题，而未能重视我党入城后，在从事和平建设工作新环境下的自我蜕变问题，甚至是未能提出这一问题。对比，正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21]“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些情况。”[22]

而结合党史实践来看，入城之后，我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不只是有外来敌人的思想进攻与腐蚀问题，同时还有少数党员干部经受不住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环境中的权力关、金钱关、生活关（“美女”关）的考验，而自我蜕化问题。这种自我蜕化现象的产生，是导致我党入城后产生腐败现象的更实质性因素。对于这种自我蜕化现象，由于七届二中全会未能正确认识，甚至是未能提出这一问题，这导致我党在入城后疏于对干部使用与提拔制度（简称用人制度）的建设，一旦遇有党内蜕化变质分子产生，就作为暗藏的阶级敌人的进攻来对待，并采用搞运动的传统阶级斗争方法去解决。这一作法，是导致建国后我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以致到后来，连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被视作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以路线斗争形式的反映，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终使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以及爆发“文革”的悲剧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无疑都不利于我党入城后，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所产生的腐败问题。

其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历史局限性表现为：尽管《决议》正确指出我党入城后，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群众，争取知识分子。”[23]但并没有提出依靠人民群众对我党实行监督的具体要求，这就容易导致我党入城后与人民群众距离的拉大。

《决议》之所以未能提出这一要求，是出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当时从苏联传来的人的阶级出身（家庭成份）决定人的政治立场的理论，对知识分子存有根深蒂固的疑虑或防范心理，而未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只有知识分子掌握舆论监督工具）。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疑虑或防范心理，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下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飞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24]出自这种对知识分子过度防范的心理，它不只是使我党失去了自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防范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时机，同时，也导致了后来我党所犯下的反右扩大化错误[25]和助长了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拉大了与人民群众思想的距离。这也是导致1958年后部分党员干部犯“报假指标”、“刮浮跨风”等“左”的错误的政治因素。对此，正像后来彭德怀语重心长地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26]

其四，《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没有找到我党入城后，为防止党内产生腐败现象，而在党内实行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

为了防止入城后党内产生腐败现象，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曾作了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的六条正确规定。[27]此外，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经验总结，要求党委成员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 ”；[28]“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29] 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30] 等等。其宗旨在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但是很可惜，这些正确的规定或意见并没有回答假如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违背了这些原则，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这就使它失去了对以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及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制约力量。在此，不妨回顾一下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指控的一些言论：

“反对个人崇拜”、“提议不要唱 《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31]提议“不要修毛泽东广场”；[32]反对“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33]反对“调文工团员”，“说是选妃子”；[34]讲“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35]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反对“独裁”[36]等等。

从中可以看到，彭德怀坚持的正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但是，坚持原则的人，得到的却是悲剧性命运，这正说明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这必然要导致党的领导干部泛用职权和党内某些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寻找入城后对于我党干部实行党内监督与制衡的有效机制，这终于成为改革开放后今天，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我党面临的不得不加以解决的严峻现实问题之一。

以上所述，是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指导我党入城后，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开展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与局限性的分析。

笔者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我党入城前夕，即已预见性地告诫全党在入城之后，必须要从思想上重视防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发扬我党的光荣传统；并在我党入城之初，从实践上指导了“三反”、“五反”运动的进行，铲除了一部分党内腐败分子，打击了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党干部的凶焰，这对于全党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并保证了建国初期二十年我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而保证我党干部队伍纯洁性的实质，亦即保证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而之所以说《决议》的这一精神是伟大的，是因为《决议》的颁发，是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转折的前夕，它体现出了二者之间政治思想的关联性。在会后不久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37]而在两年之后的中共八大上又宣布：“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38]而《决议》有关我党入城后必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证党的政治地位先进性的思想，避免了党在转折时刻政治事业可能遭受的挫折，保证了党在这两个历史时期执政地位的坚固性。因此，《决议》有关我党入城后必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证政治先进性的思想，可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基本历史经验。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在党入城之初，未能把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一个特殊、独立的问题来对待，而是将其隶于城市生产问题来对待；重视了党入城后外来敌人的进攻与腐蚀问题，却未能重视和平环境下的自我蜕变问题，甚至是未能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强调党入城后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群众，争取知识分子”，[39]但却没有提出依靠人民群众对党实行监督的具体要求，这就容易拉大执政党与民众的距离；没有找到党入城后，为防止党内产生腐败现象，在党内实行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而这些局限性，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历史教训所在。而在这诸种教训中，最为实质性的问题是：《决议》未能提出我党入城后，必须注重从干部使用制度与干部监察制度建设的根本上，解决党内腐败问题，这就成为我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和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不得不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当然强调这一问题时，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党入城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直到“文革”爆发前夕），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党内的腐败现象并未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里除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全党的教育作用，及因大多数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曾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能自觉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之外；还由于在我党腐败现象产生之初，毛泽东即果敢地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并通过不断搞政治运动的方式，震慑了一部分干部心态；此外，还由于当时国家各部门均是处于“党委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之下，这种体制有助于党员干部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这种体制的主要缺点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另有专文论述[40]）。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防范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问题。因此，当“改革开放”的时代来到及党的领导体制变更之后，党风的腐败问题便作为一个新的严峻政治问题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归因于：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而未能事先提出对策方案。

当然，话需要说回来，在我党入城前夕急需处理的各类重大事务繁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可能苛责《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入城后党的干部使用制度与监察制度事先作好一切安排。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至“文革”爆发前夕，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上就反对党内腐败问题所做出的有关决议，都未能超越《七届二中全决议》的基本精神，而在干部的使用与监察制度的建设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指导我党入城后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唯一经典文献，也正是因此，本文才来探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指导我党入城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主要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发表有重要文章《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强调：“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41]最近又指出：“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2]“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43]“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44]

笔者认为：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指示精神，是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进城后如何完善党的干部使用制度与监察制度、永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而发。其重要时代意义在于：目前我党正处于党领导下的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导向的“苏式”社会主义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的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不使党处于社会对立面而丧失执政地位，党的事业在客观上需求一种能够指导党成功穿越两个历史时代、通过保持党的纯洁性以永葆党组织在政治上先进性及与民众鱼水关系的政治理论。而上述习总书记的这些深刻思想，正应从了党在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必将能使中国共产党跳出“黄炎培历史周期率”，把中国人民事业带向美好的未来。

2013年2月22日

[1]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载《求是》杂志2012年3月16日。

[2]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5—999页。——对照毛泽东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决议》与 《报告》 仅有为数不多的字句上的变化和个别段落的删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历史文献，因此文中凡属 《决议》引证，均取自《决议》原文。

[3]见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7页。

[4]见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5]见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9—1440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页。

[8]参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第111页。另参吴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版，第293页。

[9]中央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20日。

[10]毛泽东同志在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上的指示，1951年12月4日。

[11]中共中央：《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4日）。

[12]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第11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1977年4月版，第5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1977年4月版，第57页。——“三反”与“五反”运动同时结束于1952年10月25日，该日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1977年4月版，第58页。——“三反”与“五反”运动同时结束于1952年10月25日，该日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

[16]转发志愿军19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1952年1月22日。

[17]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第第120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

[18]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第第115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20]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5页。

[21]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5页。

[22]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9页。

[23]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5页。

[24]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192页。——书中所载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25]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8月11日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反革命杀了1 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 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闳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万嘛。”——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297页。——书中所载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26]彭德怀同志1959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的讲话，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246页。

[27]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参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编：《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28]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参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编：《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0页。

[29]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页。参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编：《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30]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参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编：《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31]刘少奇同志1959年8月l 7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319页。

[32]彭德怀同志1959年8月7日下午就康生提出问题的答辩词，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244页。

[33]张闻天同志1959年8月9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276页。

[34]张闻天同志1959年8月9日下午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304─305页。

[35]刘少奇同志1959年8月l 7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319页。

[36]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l版，第294页。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151页。

[38] 见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

[39]见薄一波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导读》 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导读》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95页。

[40]见拙集《刘惠恕文存》，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521页文：《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过程中，影响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41]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载《求是》杂志2012年3月16日。

[42]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载《京华时报》2013年1月23日。

[43]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载《文汇报》2013年1月23日。

[44]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载新华网(广州)2013年2月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