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2016-09-21 12:13
刘惠恕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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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原发《学术月刊》 1995年第4期，是国内最早研究“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历史作用的论文之一，后成为作者论著《南京大屠杀新考——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此文另应邀参1995年夏在山东威海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入该学术会议所编的《华东七省市中共党史学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刘惠恕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城的恐怖达到了极点。约有“二十万以上”的中国被俘军民被屠杀，① 有“妇女二万人”② 被强奸，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③ 这时南京城水、电、通讯全无，尸体堆积，房屋变成瓦砾。而被日军杀剩的20至25万平民得以不死，完全是由于有15位外国中立人士所组织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进行救援工作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民永远应该感谢的。本文本此目的，对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工作加以研究。

一、关于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及机构、辖区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11月间，④ 它由德国人雷伯（西门子洋行，亦译拉贝）任主席，由金陵大学教授、美国人史密斯博士任秘书。共有15个成员，分别为：雷伯（拉贝）、史密斯、福娄（英，亚细亚火油公司）、梅奇牧师（美，美国圣公会）、希尔滋（英，和记洋行）、汉森（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潘亭（德，兴明贸易公司）、麦寇（英，太古公司）、毕戈林（美，美孚煤油公司）、史波林（德，上海保险公司）、裴志博士（美，金陵大学教授）、密尔士牧师（美，长老会）、里恩（英，亚细亚火油公司）、德利漠（美，鼓楼医院）、李格斯（美，金陵大学）。与这一组织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共包括17个成员：主席梅奇牧师、副主席李健南（译音）、副主席罗威、秘书福斯多牧师、会计克鲁治、德威南夫人、魏特琳女士、威尔逊、福娄、德利谟、麦加伦牧师、裴志博士、雷伯（拉贝）、史密斯博士、密尔士牧师、普特希伏浴（洛）夫、沈玉书牧师（译音）。⑤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初，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二十万居民在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⑥ 对于这一国际中立组织及南京难民区的成立，当时中国政府持承认态度。“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加以移交，并同时交付“450名警察、3万批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10万块钱”（不久即支付了8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⑦ 当时，日本方面则表示：“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⑧ （但后来日本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屡屡对其中立地位进行侵犯，并强迫其解散）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设立的难民区（亦称安全区）的实际位置在汉中路以北，东以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为界，北致山西路，西到西康路，面积大约4平方公里，约占南京城区面积的八分之一。⑨ 这一地区有日本、美国、意大利的大使馆、荷兰公使馆、法务部、最高法院，还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等。

二、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领导下的日常救援工作

直至1938年2月1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解散”的压力下，被迫更名为南京救济委员会之前，它所做的主要救援工作为以下五个方面：

1．设立难民区收养所，收容中国难民

根据当时国际委员会的有关文件，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交通部旧厦：五台山小学、汉口路小学、陆军大学、小桃源南京语言学校、军用化学厂、金陵大学附中、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华侨招待所、南京神道学院、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蚕桑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德国俱乐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法学院、农村师资训练学校、山西路小学、金陵大学宿舍（专收妇孺）等处，共设立了二十个难民区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在1937年12月中至1938年1月间收容难民“人数的顶峰是7万”人。而除此之外，在难民营之外的安全区内，尚居住着13万或18万人。也就是说：在日军从事南京大屠杀的最恐怖时期，在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南京难民区内，共居住着20至25万人，他们都躲到了“房屋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面积只有城区面积八分之一的安全区里。”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实际成员仅15人（包括南京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共22人），却成了南京居民的真正统治者。而南京城的征服者——5万名日军，则守着满街的尸体，一片片烧剩的房屋瓦砾及其他空无人烟的城区。

2．开展救济难民的日常工作

这些工作具体包括：

（1） “发给养及衣服”。对于一般难民，每日准“买一升米”。“对于真正无法维持之难民，每日准领稀饭充饥”。根据当时文献记载，拥挤在难民区中的二十余万难民，“其中10万以上的人差不多身无分文，完全依靠救济会度日”。

（2）开展义务教育。金陵大学是“男女青年学生补习的地方”，每日由“上午7时起至11时止”，凡一般愿意温习功课，或愿意从头识字的人，皆有学习的机会。“儿童教育场所”有好几个，其中设在五台山的那个教育场所，“一切费用皆由学校内供给，但不能住在外面”。

（3）救济中国军队伤员或在日军暴行下负伤的平民百姓。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梅奇牧师（美国人），曾设法将中国全部受伤军人都“迁入外交部大厦内” 统一治疗。当时由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南京鼓楼医院，对在日军暴行下受伤的中国平民，亦多有救治。这屡见于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记载。

3．抗议日军烧、杀、抢、淫的暴行，救援中国受伤害的民众

根据当时记载：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最初六个礼拜中”，每天都要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两次抗议”。他们抗议的具体内容，见现存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34份文件。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附录《南京暴行报告（1937.12.14—1938.2.17）》及徐淑希著《南京安全区档案》。这些文献，大致记录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7日之间，就日军烧、杀、抢、淫暴行向日本大使馆及日军当局所提出的种种抗议。从后来南京局势的发展来看，应该承认国际委员会的抗议活动以及对中国难民的救援工作，都是有实效的。这主要是表现在：

（1）向全世界披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虐行径，激起了国际舆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谴责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普遍同情。甚至连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的盟友德国与意大利也不支持日军在南京的所为。这正像《“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作者田中正明所承认的那样：“拉贝主席（亦译雷伯）甚至向他本国作了虚伪的报告，说‘日本兵强奸事件一个月达二万起。’翌年（1938年） 2月，在里宾特洛甫就任外交部长之前，德国给蒋介石政府派去了军事顾问团，反日亲蒋的倾向极为明显。据称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的和平谈判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

（2）迫使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所收敛。如：日本当局最终从本土派出十七名宪兵到南京来维护秩序一事，就是在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的一再抗议下促成的。

（3）现场制止了一些日军的暴行。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拉贝），秘书史密斯曾多次解救受污辱的中国妇女或处于危境的难民，这些已见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记载。此外，还有深受难民感恩戴德的“菩萨心肠黄小姐”（亦作华小姐——当指国际红十字会会员魏特琳女士）、“乃福尔”、“美籍马教士”……以及许多其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他们为了阻止日军的暴行，曾多次遭到殴打和枪弹威胁，但始终不放弃自己人道主义立场，实在令人钦佩。

4．试图援救已放下武器，躲入安全区中的中国士兵和警察——但是这一工作未能获得成效

据当时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叙述：中国政府南京失守后，“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以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 我们很难确定在这一类搜杀活动中，究竟有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在难民区中被捕遇难，但日军将领佐佐木（任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承认：他本人截止1月5日，曾搜捕出“中国军队之残兵败将约二千人”。

5．协助日方恢复南京城的电灯、电话、自来水

根据记载，南京城停水的时间为1937年12月11日，停电的时间为12日至13日，电话亦告中断。因此，到14日，日军开始与国际委员会交涉，希望帮助“恢复电灯、电话、自来水。” 国际委员会对此作出了肯定的承诺，表示愿意代寻有关工人复工。但是，这一工作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当时南京电厂的51名职工中，被日军屠杀了44人，水厂及电讯局的职工遇难人数不详。直至1937年“12月29日下午”，日方才在国际委员会的协作下，恢复了自来水供应。大致是“1月11日”的“前几天”，难民区开始有了电灯，至“1月11日”，难民区“可以用无线电和外界接触了。”至于全城自来水和电灯的恢复，已是1938年的“二月份”。但是日军并不因此感谢国际委员会的协作，“等到电灯恢复后，凡通难民区之线，统统剪断，自来水也是一样。” 至于这一情况究竟延续了多久，我们则缺乏更多的材料，能够加以说明。

三、关于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军方的斗争

总的来说，从1937年12月10日难民区 “难民潮涌” 国际委员会开始履行起它的职责，直至1938年2月1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的压力下被迫更名，这是日军从事南京大屠杀的最恐怖时期。由于国际委员会艰苦的工作，使南京残存市民在没有秩序中得到了秩序，在死亡中看到了一线生机。

然而，日军并不甘心自己守着一座空城，而让国际委员会成为南京市民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想方设法与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展开争夺居民的斗争。日军的主要手段如下：

1．施展恫哧或小恩小惠的手段，逼难民回家

这见于从12月下旬至2月间日军屡屡发出的有关告示。但是，日军的每一次行动，都以它自己的士兵对已返家难民的反复搜索、强奸、屠杀而把他们重新赶回难民区告终。

2．威胁外国人回国

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即“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表示他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 确实有许多外国人在日军的压力下，舍南京而他去。但是有“一十八个美国人和几个别国人，充分自知何以仍居留于此”。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终于坚持下来了。

3．用政治强力压迫国际委员会解散

12月31日和1月1日，日本总领事曾通知国际委员会，表示要接受其“所有款项与物料。” 这一阴谋在国际委员会抗议下，未能得逞。

1月5日，日方又 “欲以暴力” 封闭国际委员会的米店，但这一图谋仍未得逞。

2月4日，日方又发出威胁，表示“要把难民从难民营里赶出去。”此虽未“成为事实”，但已给难民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令人遗憾的不安。”

“到了3月间”，日方又“命令各区公所强迫难民回家，令每家于一定限期内向各区公所报户口、登记之后，即由区公所发给一张图画”，上书“信赖皇军，即可得救”。然而，日军仍未能完全达到其目的。

直至1938年3月9日至4月23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先生在从事《南京战祸写真》的社会调查时，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营中，仍收容着“27500名”难民，此外，在“难民营以外的安全区范围内，还住着68000人。”二者相加（95500人）仍占当时南京市残存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

4．扶植伪自治组织与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争夺南京市民管辖权

当日军施尽各种伎俩，仍未达到解散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目的时，它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扶植伪自治组织与国际委员会争夺对南京市民的管辖权。以下仅把有关南京伪自治组织的成立情况，做一个交代。

1937年12月23日，在日军导演下，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江宁人陶锡山（亦叫陶宝庆）担任主席（亦称会长，陶后称病，由副会长孙淇荣主持工作）。1月3日（中方文献为1月1日）， “南京自治委员会”在鼓楼公园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供午饭”、“给日薪”等手段，强迫三千市民参会。 “自治委员会”共设委员9人，组织分总务、救济、财务、工商等等。另设一警察厅，同时将南京分成五区，每区设一区公所，一警察局。表面上这一切职务都由汉奸主持，而实际上自治委员会和警察厅都有若干日本顾问，一切主权，完全操诸日本人之手。

“自治会”成立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迅速将难民区解散，脱离国际委员会的干涉”，“第二，迅速安民，恢复市面”。

伪自治会成立后，实际协助日军做的工作主要为以下三项：

1．设立登记和发放“良民证”制度

1937年12月22日，日宪兵司令部贴出布告：“自24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无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此即俗称的“良民证”。这一工作具体由伪自治组织协助日军进行。根据当时的规定，这一工作要在三日内完成，如果不在“三日内前来登记，领取良民证”，则“认作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一工作实际进行了17天（12月22日至1月10日），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搜出了“万余自认军人”的民众，凡“三四十卡车”，送往日军各营房，“一夜的时光枪决干净。”另又截留下了“数千名”有姿色的青年妇女凡“十余卡车”，送各慰安所供日军蹂躏。

2．设户口，搞五家联保

直至1938年2月间，南京市的主要人口仍集聚于狭小的难民区内。日军曾悬赏：“先出难民区的都赏军米一袋”，仍无人相信。日军不得已，“组织了纠察队”上街“弹压”秩序，以答复外侨的屡屡责问。日本的“宪兵也分队在街市巡逻”。

日军所采取的另一措施，则是于1938年3月间“命令各区公所强迫难民回家。令每家于一定限期内向区公所报户口，”并设立“五家联保”制度。

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商人大批来宁，在新街口一带开店营业。日军需要南京城区秩序的安定，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无故屠杀平民的现象日渐减少，难民区内始有人还家。

3．酝酿成立日伪政府

经长期酝酿，1938年4月26日，日伪 “维新政府” 在南京之国府原址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组织仿国府，唯无考试、监察两院。”各区公所仍照常规，强迫区内的居民去参会。凡参会者，“每人发一五色旗”，“并得于会后各领半斤盐、二斤米的赏赐”。此后，“南京自治委员会即改组为南京市政公署，伪政府的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市政督办为任援道，警察厅长为王春生”。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时间为1937年11月，约从1937年12月10日开始了它的实际工作，至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一时期，它共收容了南京市在日军大屠杀后，残存的全部20至25万居民。但是，南京难民区并未与国际委员会的更名而同步解散。直至1938年的3月底或4月初（“在这个城市沦陷十四个星期以后”），它仍收容着95500人，而占当时全市人口总比的百分之四十三。南京城秩序的基本安定是在1938年的3月份，这时难民区陆续有人还家。在3月下旬，京沪火车开始通车，每日对开一次。这时南京市外来人口大量增多，不久即达30万人。国际委员会管理南京难民的作用逐渐式微。至于南京难民区的实际解散究竟为何时？我们无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

南京伪自治组织的出现，是日军在与国际委员会争夺南京市民管辖权不得已情况下的产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15个成员，是南京市民的真正管理者。这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国际友人，在人类救援史上所写下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一页。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业绩，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感谢的。

(1995年3月18日)

【注释】

① 《远东军事法庭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1948年11月4日）》，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5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同书引证，简称《档案》。

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贝蒂斯陈述词》，《档案》，第577页。

③ 同①。

④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W·P密尔斯1938年8月26日《致援者》，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3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同书引证，简称《史料》。

⑤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附件一、二，《史料》，第228页。——田氏原书为杨明1938年6月25日译成，新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⑥⑦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史料》，第170—171页。

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第六号文件》，同上231页。

⑨ 参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191、2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第34号文件》，《史料》，第258页。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第7号文件·附件一》，《史料》，第237页。

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市区调查》，《史料》，第272页。

当时南京难民区内究竟有多少人口，并无精确统计数据（难民营内的“7万人”为精确数据）。“20万”说见国际委员会《第7号文件》（《史料》 235页）。“20—25万”说见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史料》 272页）。而松石根所承认的南京难民区人数为12万人（《阵中日记·12月20日》，见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