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再探讨

2016-08-30 11:41
刘惠恕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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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立起民主革命政权，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具体探讨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实质性因素是黄兴为反对孙中山出让中国东北给日本的“联日反袁”策略，而故意制造的失败。

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再探讨

刘惠恕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立起民主革命政权，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仅具体探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以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

史学界在分析“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一般都将其归结为客观因素的影响，即国民党***意见不一及南北兵力的悬殊。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中华书局编《中国近代史》中是这样指出的：“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7月29日潜离南京，江苏都督程德全便宣告取消讨袁。”[1]

以上说法，也可以代表国内史学界有关“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一般意见。但是，这样的见解却无助于说明在“二次革命”期间，革命的具体组织者黄兴等人的主观意志对于革命进程的影响。因此，它最终无助于我们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本文仅想就黄兴个人的意志与“二次革命”失败的关系，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与黄兴个人作用的关系，当时“二次革命”的其他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起码有过五种说法：

1．孙中山的说法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致黄兴的信中指出：

“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不满于兄之处也。”[2]

“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公谓民国已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及其后也，……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健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非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张之兵联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亦岂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清、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3]

此外孙中山在1914年8月14日写给美国友人詹姆士·德特列克的英文件中也指出：“我不让他（黄兴）参加今后的革命运动，因为他在二次革命期间逃离南京，使我非常失望。”[4]

孙中山的基本意见可以概括为：二次革命的败因是由于黄兴在战前没有正确判断形势，贻误战机，在战间又临阵逃脱所致。

2．陈其美的说法

1915年2月4日，陈其美由日本致信给黄兴指出：

“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始足制人’。……乃吾人迟纯，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宜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画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5]

陈其美的说法与孙中山大同，即认为“二次革命 ”的失败，是由于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反对孙中山“武力解决”的策略，坐失战机所致。其所陈不见于孙说的则是孙中山的“联日反袁”策略。

3．赵正平的说法

赵正平是国民党党员，曾追随黄兴参加过“二次革命”南京独立期间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他在有关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十五日宣布讨袁，黄总司令就职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徐州前线即于当夜开火。冷御秋氏亲赴前线督师，……于弹尽援绝之时，全师退回蚌埠。……讨袁失败了，湖口退出，上海退出，沪宁路断绝，鄂、浙及海军中立，而实附袁，清江浦方面，且突来北军，直冲镇江，粤闽诸省均无援兵出发，滇桂各省，又无声无息，南京方面更苦饷弹两竭。黄总司令遂听从一部分劝告，不愿重苦人民糜烂地方，悄然退出南京。”[6]

赵正平的说法是将二次革命的败因，归之为南北军事力量的悬殊，非黄兴指战不力所致。

4．何海鸣的说法

何海鸣为革命党人中激进派《民权报》记者，黄兴出走南京后，他曾策动了南京二、三次的独立。后于1915年变节，投靠北洋政府。他在《金陵纪战》一文中指出：

“第一次独立，为黄克强得意时代，予未曾至南京为其驺从，不能为彼描写其状。……翌日，南京独立之好消息至，予等起程之心更急。……及使者返，抄得南京蔡寅之示文，知克强出走之说不虚。……其时东南北壁，大局已定，黄克强偶以一念之误，纵程德全、应德闳返沪上，擒胡万泰，而又赦之。及程、应一电出，而南京之局乃瓦解；胡万泰回皖，而柏文蔚乃增一劲敌。复又迫于宵小之百计逼胁，于是乃径登日本之兵舰，与许多战地健儿作伤心之别离矣。克强走后，南京诸将如章梓、洪承点、冷遹等亦相继而逃。兵无统帅，徒使许多热血之健儿，于沙场上频回其首，含有恋战之意，以返南京。……一时有陈之骥者，所率为第八师。……党人运动成熟，故陈之骥迫于在下者之请，而以受迫于所属者转以迫程死人程雪楼（即程德全），而南京之独立，即借此一迫而成功。章梓犹不为功首也。彼等玩克强于股掌之上，一方面欲胁其出走，一方面又畏兵士之反对，乃思得一极妙之策，对克强曰：‘事不可为矣，兵心悉变，卫队且将不利于公之身，公曷不速去，为明哲保身之计。’及克强已许离宁，乃又派出许多士兵云：‘护卫总司令出城有要公’，不使其知底细。江干一别，黄克强之要公办到东瀛去，真奇剧也。斯时克强如果以镇定处之，或与下级军官、兵士向无隔阂，则彼等又何能售其奸。……克强既不出此，而其身近又无一沉着之人与亲信之兵，徒持一不招兵，不增加人民之负担之文告，以取悦于人，究于实事奚益。一言蔽之，忒老实而已。”[7]

何说要旨，是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黄兴纵程德全，使程在沪上通电反黄，[8]导致南京兵势瓦解及驻宁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胁迫黄兴出走。

5．谭人凤的说法

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指出：“十四日，克强入南京，十五日宣言独立。一时意气相感，闻风尚义。……使南京不遽摇动，成败之数，固未可定也。先是南京第八师，系由中山直接交涉，除师旅长外，皆已签字认可。师长陈之骥、参谋长□□□知已不可收拾，且恐不利于己，乃顺水牵舟，派旅长王允恭，参谋长袁华选迎克强而阻中山，盖因克强未与中下级各军官接洽，冀伺机愚弄之也。二十五日，湖口陷落，江苏都督程德全急求赴沪上养病，以都督任务委第一师师长章梓代理。章觊觎揽权，商由克强认可。程抵沪，即于二十九日将镇江独立取消。都督府卫队亦呈不稳定之象。□□□遂设种种恐吓词，谓前敌如何危迫，城内如何恐惶，已在下关租定日轮，请速避为要。其实前敌方博胜仗，城内亦安靖如常也。克强误信之，暮夜出城，而南京之独立，遂于三十一日由程德全出示取消矣，于是冰销瓦解。”“程德全督苏有年，颇得军士心，闻议独立时，程督军极不愿意。以有深谋远虑者处此，纵不忍残杀，不当挟以为卫。光乎章梓、木良，觊觎揽权，怂恿赴沪，又把持地方军饷，亦掣克强肘，误国之罪，又安可逃”？[9]

谭说要旨，与何海鸣大同，但却认为黄兴是在前线获胜的情况下，误听匪人之言而出走。这与赵正平关于黄兴是在徐州失守后，被迫出走的说法有着较大的史实出入。鉴于谭人凤不是南京战役的亲历者，也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谭说似来自何说），这里只能存疑。

综以上五说，所述虽各异，但除赵正平之外，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革命的具体组织者黄兴在战场上没有尽到主观努力所致。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是否没有尽到主观努力，或何以没有有尽到主观努力？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黄兴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二）

讲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没有尽到主观努力，这一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因为首先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黄兴出走的时间是1913年7月29日，[10] 当时徐州虽失，但蚌埠仍在南军将领冷御秋（冷遹）所部的手中，[11] 镇江仅是在程德全的策动下取消了独立，南京受到了军事威胁，但是尚未受到直接的军事进攻。10日后，国民党员何海鸣兵变，再次宣告南京独立，后又搞了第三次独立。[12]南京最终被张勋攻占，是在9月1日。[13] 也就是说，从当时南京的军事形势来看，黄兴如果不走，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其次，从事后黄兴本人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也能证明这点。他在1915年2月15日于美国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给国内各报社的《联名通电》中指出：

“癸丑七月之役，……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恇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斯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居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14]

既然二次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黄兴在战场上没有尽到主观努力所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黄兴弃城出走？这就是值得继续加以考证和需要弄清的问题了。

首先是不是由于事到危急，黄兴贪生怕死或如孙中山先生所指责的“临阵逃脱”？笔者认为：从黄兴毕生的革命实践来考察，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黄兴历来以勇猛著称，早在黄花岗起义时（1911年4月27日），他在伤右手、断二指的情况下，继续作战，后遇救于徐宗汉。在辛亥革命期间，黄兴由香港取道归国，直赴战场。他在写给李源冰的信中说：“天下事所谓‘不爱钱，不要命’，无不成者也。”[15] 这完全是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敢于随时赴汤蹈火的勇士形象。即以南京之役而论，黄兴先想死守，后又想自杀殉国，最后在部下的劝说下，弃城出走。[16] 为何身为军事统帅，黄兴有城不守，兵尚未败，却先想到死？又不是死于战场而是自杀？而在以前黄兴指挥中国同盟会举事期间，革命党人力量尽管弱小，黄兴又是何等的百折不挠，与现在判若两人？笔者认为这里有黄兴难言的苦衷。

其次是否是如何海鸣或谭人凤所说，黄兴是由于程德全反复及受到部下的胁迫而被迫出走的？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程德全反复一事的经过是：程7月15日在黄兴的逼迫下，宣布江苏省脱离北京政府独立（赵正平说），约一二天后，被释赴沪。7月26日，程在上海通电反对黄兴，在黄兴出走后的次日（7月30日），程又归宁，宣布效忠袁世凯。这样的作法，不足以动摇大局，对此，黄兴有过评语：“自为小人，于大局无足轻重，程到沪后之通电，尚自谓支柱两日，可知独立，彼所赞同，绝非强迫。此次或仍为势利小人所劫制。我辈仁义之师，岂能做宁我负人之举。”[17]可见黄兴的弃宁，是与程德全无关的。关于黄兴受部下胁迫出走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不论是何海鸣还是谭人凤，都没有亲历黄兴所组织的南京战役，他们的记载只能是根据传闻。而据南京战役亲历者赵正平的记载：黄兴是在前线军事不利的情况下，不愿“重苦人民，糜烂地方”，才退出南京的。黄兴手下的重要将领冷遹、章椁、洪承点、赵正平等人也随之出走。黄兴若真是受到了部下或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的胁迫，在士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出走，首先不该有7月26日堂而皇之的出走告示。其次，随黄兴之后出走的将领冷、章、洪、赵等人，并非是无兵之人。再次，从黄兴个人的政治实践来看，又岂是一个易受区区师长左右之人？而据《中华民国史》载，黄兴出走之前，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曾将接到的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转给了黄，[18] 可见黄兴与中下层军官的隔陔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导致黄兴在二次革命期间指挥不力、弃城出走的实质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极大的政治秘密，即黄兴是为了反对孙中山“联日反袁”的策略，故意弃城出走，把革命导向失败的。

在黄兴与孙中山的相互通信中，对“联日反袁”这一问题话语不详。孙中山只是说：“金陵帝王之都，……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亦岂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19] 而黄兴的答复则是：“南京事变，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但弟……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之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以求急功，不做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20]

孙中山所说的因“饷绌”出走，黄兴所说的“不近情言”，其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明言，但通过一些历史材料，仍可考证出来，也即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期间提出了牺牲中国东北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金钱与武力支持反袁的计划。为了阻挠孙中山这一损害民族整体利益的计划实施（不给其以实施的时间），黄兴故意弃城出走。请先看一下陈其美在致黄兴的信中对孙中山“联日反袁”策略的报露：

“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画，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泥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中山先生自谓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21]

孙中山当时“联日反袁”的具体策略，未见于国民党方面的文献，但是为日本山浦贯一所著的《森恪传》所披露，该书记载了这样的事：

“二次革命”期间，日本三井财团负责人森恪打电话给他在南京的代理人，建议向孙中山提供两千万日元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交换条件是中国把东北割让给日本。据说在同黄兴讨论过这个建议后，孙中山同意了，但孙告诉那位代理人，他不能离开中国，他将指定黄兴作为他的代表，去日本商讨细节。[22]

美国人马瑞斯·詹森所著的《日本人和孙中山》[23] 一书第165—166页也记载了这件事。

按：森恪为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与当时日本桂太郎政府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件事的细节虽然不是很清楚，但联系孙中山的一贯对日政策，却不能认为是虚指，具体为：

一是1913年2—3月间，孙中山曾访日40天，据说孙在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会谈时曾说：如果日本真正理解中国，给新中国建设以通力合作，那就把满洲提供给日本也不在乎。这件事见载于日人《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9页。

二是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日相桂太郎曾通过森恪向孙中山要求将满洲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以换取日本对革命方面的“援助”，据说孙中山答应森恪转达的桂太郎要求，“同意租借满洲”，后因形势变化而中止，此事见于藤井昇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24] 及姜义华考证文章《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25]

三是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曾打算亲赴日本，与日本结成反袁同盟。后因黄兴等人的坚决反对而中止。此事见上引1915年2月4日陈其美《致黄兴》的信。

四是直到1914年，孙中山还有过与日本军部巨头上原勇作的秘密交涉，其要旨是：日方要求以满洲的特殊利益来挽取日本的援助，孙当时答复上原：“中国新政府让出东三省满洲全部特殊利益。”此事见于日本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26]

此外，孙中山在组织兴中会之初，尚有过以承认法国在云南特殊利益以换取法人对其革命活动支持的计划。[27]

关于《森恪传》的记载虽未说明黄兴本人对这一计划的态度，但是联系黄兴以后所发表的言论，却可以看出：黄兴正是为了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即不给孙中山创造实施其计划的可能时间条件，而故意弃城、弃军出走的，这也就是被孙中山所指责的黄兴 “饷绌” 借口，实际上应理解为“日援”不致（因为当时孙中山已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黄兴除出走外，别无他法反对）。而从黄兴出走前所发布的告示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

“我军饷糈械弹均缺，或当不免一败。虽我方有各省响应，同具决心，可破全国，非袁氏所能抵御；然兴以此实不徒无益，而且有害。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摩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28]

看来黄兴作为当时革命的最高指挥者，比一般参与者掌握着更多的秘密，他在这里无疑已暗示人们：这次革命虽可破全国，非袁氏所能抵御，但即便获得胜利，也无好处，因为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他在这里所说的列强正是指日本。他在1915年2月15日与陈炯明等人向国内发表的联名《通电》中更进一步指出：“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鉴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虽怀子卿‘不蒙明察’之冤，犹守亭林‘匹夫有责’之志。”[29]此外，黄兴先此在1914年11月25日，亦曾致信给冯自由，要他转告孙中山“慎勿驱虎进狼”。[30]

弄清以上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最终也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黄兴所说的 “子卿不蒙明察之冤” 究竟是指的什么含意。他以败军之将，何以会大言不惭地说：“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恇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

最后笔者想探讨一下黄兴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孙中山“联日反袁”的策略，在“二次革命”中不肯尽到主观努力。笔者认为：

这首先取决于黄兴对当时客观军事形势的判断。黄兴认为：就兵力而言，北强南弱是客观事实，南方武力不足恃，“成败利钝，已能前睹”，战争如果旷日持久地拖下去，虽能给袁氏以极大地打击，但这对人民并不能带来好处，因为国家在政治上将会分裂。因此，他在“刺宋”案发生后，力主“法律解决”，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实质是主张“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即暗杀袁世凯。[31] 这一计划虽因受到孙中山的坚决反对而作罢，[32] 但黄兴避免国家分裂的用心可谓良苦。后来黄兴虽然被迫承担了“二次革命”的领导责任，他的基本想法却始终未变，因此“一击不中，即复戢兵”是黄兴合乎逻辑的作法。

其次是取决于黄兴对“日援”影响的估价。黄兴认为：南方军队借助日本“援助”虽有可能战胜袁世凯，但这不仅会人民带来无穷的战争苦难，而且会使国家遭到列强的瓜分。至于中国将被迫割让东北给日本的这一可能结果，是黄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因此，他宁可担当“恇怯”的罪名，也不愿意担当卖国的罪名。而弃军出走，以阻挡孙中山“联日反袁”之谋，也就成了黄兴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里就涉及到了黄兴与孙中山思想的些微差别。黄兴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33] 强烈的民族精神一直是黄兴人生观的基本内涵。早在1907年，黄兴在日本就为使用“青天白日旗”为同盟会旗一事，与孙中山发生过激烈地争执，指责孙中山“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34] “二次革命”之后，黄兴与孙中山的分手也与孙、黄对日本的不同态度有关。“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35] 这首黄兴写于1916年4月间的绝句可以代表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但是，当它的实现在短时期内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矛盾时，黄兴却宁可服以后者。这就是黄兴所说的“一族之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的含意，这也是黄兴思想与孙中山思想的些微差别。

总的来说，“二次革命”虽因黄兴弃军出走而遭到了失败，但对当时中国社会来说，却避免了一次因内战而导致列强干涉的可能危机，就孙中山来说，也因此避免陷于不义。因此，他有理由感谢黄兴。纵览阶级时代的进步政治家，要当失败的英雄容易，要其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担天下之恶名，甘愿蒙受冤屈、受人唾骂却难。而黄兴恰恰是扮演了后一角色，这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黄兴在他活着的时候，无法伸诉这段冤屈，被同盟会同志视作贪生怕死之人，受到嘲讽。[36]而作为后人来说，特别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说，则有责任为其伸述这一段冤屈。

2011年11月2日修正

附：孙中山给日本首相的密函原件照片曝光

李银河 2016-09-02

　　2011年，香港学者陶杰揭露：孙中山在1912年（实为1914年），在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中败北，愤而写信给日本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表示如果日本支持他孙中山讨袁，孙中山便以讨袁战争胜利后，保证日本在华利益，同时也承认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

　　孙中山的这封出卖中国的书信，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大隈重信文书』类。日本已故首相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

　　陶杰的揭露，也解释了为何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归属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张学良部队不作有效抵抗，两年内让日军从容占领东三省的深层缘由。

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大隈重信是什么人？1914年出兵占领山东，逼袁世凯签署《21条》，就是他担任日本首相时作出的决策。此人是犬养毅的政治盟友，也是扶植孙中山起家的主谋之一。

此时，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已经决定出兵占领中国山东，并在不久后逼袁世凯政府，签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大隈重信当权期间，甚至直接在日本扶植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并以山东为基地，由侵华日军扶植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军”，对袁世凯政府发起进攻。

1914年7月8日，就在孙中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仅仅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排居中为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日本人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是日本情报组织东亚同文会成员，日本众议员犬养毅的亲信，也是孙中山与日本之间重要的联络人之一。而犬养毅又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得力干将。

1915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中华革命军，武力讨伐袁世凯政府。萱野长知被孙中山委任为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在山东青岛设立司令部，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军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些野战医院专程负责战场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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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0页。

[2]孙中山：《复黄兴书》， 1914年5月29日，见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9页。

[3]孙中山：《复黄兴书》，1915年3月。《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6页。以下同书引证不再另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