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的是，我们迄今为止没有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基本性的法律——《债权债务法》。这部法律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可以指导我们的民间借贷行为，更因为它能够培养我们的权责利的意识。
如果我们受到过这种基本意识的培训，我们当然会知道，911事件中唯一应该对这些***负责的集团，当然是***，而不是全体穆斯林。
同样，如果我们常年在《债权债务法》下生活，我们肯定会知道，权利与责任肯定要对等。比如说，如果某机构承袭了前人所有的权利——甚至包括联合国的席次——那么它当然也应该应对前人留下的债务。
再有，如果我们有“权责利对等”的概念，就应该意识到：有些时候，有些人妄图挑起来的责任，有可能远超过他的赔偿能力。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让他们拿别人的人生去冒险。比如，二十年过去了，除了普京自己的体重（或许、还有他的存款？）有所增加之外，俄罗斯在全球的地位依然完全没有起色。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有刘备这个败家字儿。他打坏了最好的一手牌，也糟蹋了所有归他管的人的人生：伏龙凤雏、五虎上将、荆益二州……
不过，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这部法律，相信大家同样会记住另一个基本道理：父债，不可以子还。也就是说，刘备的愚蠢，不能让阿斗去扛，也不能问刘谌为什么没有弑父报国。
同样还有一个有可能搅乱权责利的关系的问题，当然是这个：普通老百姓，该不该负责“买肉报国”呢？
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所有权责利都达到了均衡的社会，当然是最理想的社会。现实中，这种状态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这三者的关系其实也是动态的，并不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保证一劳永逸。
不过恰恰因着这种不稳定的感觉，美国人发明了现代民主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每两年会有机会重新调整一下公权力的分配方案。这样，民意就可以每两年明确表达一次了。不用担心，美国人从来不怕麻烦。
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反向的情况：在某城市中，躁动在慢慢积累，所以，一些以前本来可以让各方满足的退让，已经不可能达到曾经的效果了。以至于很多情况看起来，很像即将对撞的两列火车。
郑经卫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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