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16 《冒辟疆著<红楼梦>探源》
如皋红楼梦研究会
一、脂砚斋评语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依据。
在红学研究中，脂砚斋的评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先生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正是凭借脂本第十六回前总评中的一句：“借省亲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就此一句话，胡适说：“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设。”又：《胡考》一文中曾说赵嬷嬷说的贾家接驾一次，甄家接驾四次，都是曹家的事，当发现脂本于十六回“现在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一句之傍，有朱评云：“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语看”时，胡适高兴地写下“这又是证实我的假设了。”再之，《胡考》一文中用《八旗氏族通谱》的曹家世系来比较第二回冷子兴说的贾家世次，当时胡适提出“贾政是次子，先不袭职，又是员外郎，与曹頫一一相合，故我认贾政即曹頫。”这个假设在当时受到他的很多朋友批评。但脂本第二回“皇上……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学习，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一段之旁有朱评云：“嫡真实事，非妄拥也。”也就是脂砚斋这八个字的朱评，令胡适激动地写下：“这真是出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好证据了！故《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只一点现在得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
从上述胡适研究《红楼梦》之一例中即可映出脂砚斋评语的作用何其了得！在脂评本中，依附正文有各种形式的批注，如开首总批、眉批、夹批、文中双行批注、回末总批，还有混入正文写成大字批注的、正文中双行批注下面的双行再批注的。用红色批注的称之朱批，用黑色批注的称之墨批。从已发现的12个手抄本中，乾隆十九年（此有质疑）甲戌（1754）抄本，仅存十六回，而脂评最多，计有1631条（不包括后人批语），且有署名、纪年。有资料统计，各抄本中批注共计4000多条。亦有资料记载：数量达8000条之多，这也许是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原因吧。
给《红楼梦》写评语的不只是脂砚斋一人的署名，亦另有畸笏叟、梅溪、松斋、棠村、李松轩、王蓝坡、绮园、左绵痴道人、鉴堂等十个名字。两者相比，脂砚斋批语最多，也最重要，次之为畸笏叟。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脂砚斋在批注时，有时又自称脂斋、脂砚、脂研、脂砚先生。脂砚斋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
二、“脂砚斋”是“知音者”的谐音化名与薛素素无关。
评《三国演义》，评《水浒》，评《西游记》均有真名实姓，唯评《红楼梦》的脂砚斋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难以辨别。
脂砚斋其名何来？有学者提出：“脂砚是脂胭斋评阅《红楼梦》时使用的砚台。此砚原为明代江南名妓薛素素（号素卿）之物，砚盖内刻有薛素素小像一帧，砚侧刻有‘脂研（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字样，砚背刻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稚登的题诗手迹。砚匣底部刻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字样。此砚1955年发现于重庆，曾为吉林博物馆收藏。后来薛素素称其书房为脂砚斋。”（详见《红楼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页）
明代江南名妓薛素素的砚台及书房竟然和《红楼梦》的批评者挂起钩来，这种说法连胡适也不认可，他说：“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薛素素名五，字润卿，江苏吴县人，系嘉靖间金陵青楼所称十二钗著名者，胡应麟《甲乙剩言》云：“素素姿度妍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美国火奴鲁鲁美术馆仍分别珍藏其《兰竹松梅园》《兰石图》《溪桥独行园》《竹兰图》《吹箫仕女图》《墨兰图》等珍品。又：薛素素自负侠名，《列朝诗集小传》、广陵陆弼《观素素挟弹歌》《无声诗史》中均对她“善弹走马”“挟弹出郊，连骑敖遨游，观者如堵”“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真神乎技矣，义侠妓呼之，当不过誉”作了详实记载。
有关脂砚的事，实际上是由明文学家王稚登（1535—1612）引发的。这位万历时曾被召修国史的大诗人，风流韵事也多，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两位女诗人各一方砚台，而送给薛素素的那方竟成了著名的“脂砚”。据云：万历元年（1573）苏州砚匠吴万有制作一方端砚，王稚登看它小巧精致，尤其砚内有一点胭脂晕特别娇媚，突然想起薛素素，就将此砚买下，并即兴口吟小诗一首：“调砚浮清影，咀毫玉露润，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并吩咐吴万有刻上，以作砚铭。此诗暗含素素小字“润娘”，她是画兰花的能手。诗后还刻有“素卿脂砚王稚登题”，此砚为端砚上品：“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显然，此砚应不是磨墨之用，而应作调胭脂之器皿。砚盒十分精雅：“珊瑚红漆……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
从明万历元年王稚登赠送此砚给薛素素后，薛素素的下落，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有简要记载：“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以房老以死。”所谓房老，指妾之年长色衰者。薛素素虽为明万历年间名妓，但生卒之年不详。
由上可知，王稚登所赠送薛素素的一方端砚与评点《红楼梦》的脂砚斋名字并无任何关联。
其一：明代的一位青楼女子的一方脂砚怎么可能为清乾隆时期《红楼梦》的批注者取名为笔名（或化名）？
其二：此方端砚侧刻‘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个字，“研”通“砚”。其中脂砚斋一可解释为人名，二可解释为书斋名。若以人名所说岂不是曹雪芹作《石头记》前，早即有脂砚斋其人了。故此砚侧所刻的这句话只能解释为：脂砚斋（指书房）内所珍藏的这方砚台要永久地保存好，代代相传。
既然脂砚斋与明代名妓薛素素的那方脂砚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那我们完全可以推论批评《红楼梦》的脂砚斋，很有可能效仿《红楼梦》中甄士隐即“真事隐”的谐音贾雨村即“假语村”的办法，将其“知音者”“知言者”的谐音“脂砚（研）斋”，作为《红楼梦》点评、批评者的化名。
脂本中脂砚斋的大量批语足以证实，脂砚斋不仅深谙《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艺术技巧，而且了解作者的生平家世，深知作者的创作过程，并参加过小说的抄阅、对清，甚至提出过修改意见，故脂砚斋必为《红楼梦》作者的知情者、知言者、知音者!而这些或这个“知音”“知言”“知情（芹）”者当决不会泄露“天机”写下自己的真名实姓，在那大兴文字狱的时代，这样做当在情理之中。倘若不存在明代文学家王稚登赠送薛素素那方脂砚一事，这“脂砚斋”“脂研斋”之名亦会同样产生。
三、红学大家难以断定脂砚斋是谁
脂砚斋究竟是谁？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了三次。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他首先推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我并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后又改口：《红楼梦》“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指曹家）的事，他（脂砚斋）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同堂兄弟，也许是曹颙或曹颀（曹荃第三子）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时隔近五年，胡适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又否定了前面两种假设推断，作出第三种新的推断：“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而且在此文内重复了一句：“‘脂砚’只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其为作者托名，本无可疑。”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亦说：“我近来颇疑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不然作者的心理，旁人怎得知”。此外，还在《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批注的经过》文中又提出大约是他（曹雪芹）的舅舅。
周汝昌则在《红楼梦新证》中说：脂砚斋是位女子，是书中史湘云的艺术原型，曹雪芹的续弦妻。
自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周春所著《阅红楼梦随笔》至光绪三十年（1904）王维国所著《红楼梦评论》，此近200年中有48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问世，浏览此48部著作的概述，均未见谁是脂砚斋方面的研究论述。仅有清代爱新觉罗氏裕瑞所著《枣窗闲笔》一书云：“《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此说要点有二：一是认定《石头记》作者的叔叔就是脂砚斋，二是脂砚斋批语中所引用当年发生的事是非常准确的。
爱新觉罗氏裕瑞（1771—1838）清朝宗室。字思元，豫亲王多铎五世孙，读书广泛，学问颇深，其沾红学之书。《枣窗闲笔》成书年间大致在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814—1820）间。此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本的评析上。裕瑞所提出的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叔叔的这一论点，在100多年后竟得到近代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的肯定，并力挺此说。吴世昌（1908—1986）教授，曾任教西南联大、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著述甚丰，尢以红学研究著称于世。吴世昌“力主”清代裕瑞所言“其叔脂砚斋”，但这化名脂砚斋是雪芹的哪一位叔叔呢？若按胡适考证：（一）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二）贾政即是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三）曹寅生两个儿子，大儿子曹颙，次子曹頫。因此。新红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胡适和吴世昌闹矛盾了：既然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而曹頫只有一个哥哥曹颙，又无弟弟，因此曹雪芹只有伯伯，而无叔叔。
四、从脂评中寻求脂砚斋其人
脂评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的手抄本。这个书名中的脂砚斋涵盖脂砚斋、畸笏叟等十个名字的批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脂砚斋是一个集体笔名。而作为写批语的十个名字中的脂砚斋就不一定是集体笔名。我们需要研究了解的即是“脂评”十个名字中的脂砚斋（包括脂砚斋有时自称的脂斋、脂砚、脂研、脂砚先生）。
红学界的几位著名大学者是怎么说的呢？胡适确认“脂砚斋为作者（曹雪芹）托名；俞平伯亦疑脂砚斋即雪芹的化名；周汝昌则认定脂砚斋为女性，是曹雪芹的续弦妻；裕瑞和吴世昌则断定曹雪芹的叔叔为脂砚斋。他们均认为脂砚斋只是一个人的化名或笔名，而绝非是一个集体的笔名。而这几位大学者的“权威”之说，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的一个脂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两件，岂（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故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芹溪是曹雪芹的号，批语中的“老朽”即畸笏。由此可知，脂砚斋决非上述大学者所说只是一个人的化名或笔名，至少是两人。而从此批语的口气来看，“老朽”肯定比芹溪年长，或系芹溪的长辈。
老朽是畸笏的别称。畸笏在作批语时亦自称畸笏老人、畸笏叟、朽物、老朽等。畸笏在乾隆壬午二十七年（1762）、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在脂靖本(扬州靖应鲲藏本)、庚辰本、甲戌本中所留下的大量批语内容，可知畸笏不仅熟知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对《红楼梦》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作出了精彩点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还对作者提出过重要修改意见。由此可以认定，周汝昌所说畸笏就是脂砚的论述是能够站住脚的，不同的是，畸笏只是原作者（抑或曹雪芹）化名脂研斋的协同者，而不仅是畸笏一人。
还有一点不可遗忘的是清代裕瑞所说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叔叔，倘若曹雪芹确系曹寅的大儿子曹颙的遗腹子，则曹頫即为曹雪芹的亲叔叔。那就亦有可能曹頫就是畸笏，他俩都具备“脂砚斋”化名条件的多项同一性。
综上所述，脂砚斋是谁？脂砚斋即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他的长辈畸笏（含叔叔曹頫在内）。除此二人以外，是否还有曹雪芹的那些亲朋好友，对曹雪芹及其所写的《红楼梦》一书知情、知言，而以“脂砚斋”的化名在《石头记》上点评呢？客观地说，凡协助曹雪芹抄录《石头记》手稿者，均有可能在抄本上以“脂砚斋”或具其他别号加批、加对。但绝非所有抄录者都成为脂批中的一员，更不可能都以“脂砚斋”之名作批。
比如松斋。在《石头记》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写秦氏托梦与凤姐，上有朱笔眉批：“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何物矣。松斋。”同回秦氏死后写合家上上下下的反应，庚辰本上朱笔眉批：“松斋云：好笔力，此方是文字佳处。”此两处批语赞美文字水平而已。俞平伯说：“松斋或即脂斋，是从松脂连想的。”从“松脂”联想而来加入脂砚斋的行列可信么？亦又有何意义。
又如棠村，《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楔子“……东鲁孔梅溪则题云：《风月宝鉴》”上有一条朱笔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据此眉批，可知棠村为曹雪芹之弟，曾为曹雪芹旧作《风月宝鉴》写序。又于甲戌年（1754）以前去世，此与脂砚斋批注毫无任何关联。
再如梅溪，《石头记》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写秦氏托梦赠凤姐两句话：“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上有朱笔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另，甲戌本第一回楔子有“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东鲁孔梅溪，与梅溪当同为一人。”梅溪是谁？有人论证，东鲁梅溪即孔继涵，孔子六十九代孙。周汝昌《红楼梦论证》提出“梅溪也许就又是脂砚另一化名了。”这“也许”“又是”纯属推测，连点影子都没有，怎能定论!
至于鉴堂、绮园、玉蓝坡、立松轩等人，有的属亲友圈外之人。有的系纠正抄录者之误的批者，有的则是惟缺确证，聊备一说而已，岂可与脂砚斋并肩。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中有“……今而后，惟急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的批语，这条批语说得非常明白，脂砚斋和作者极其亲密，《红楼梦》作者和批评者仅此二人，按“因命芹溪删去”而论，另一化名脂砚斋者必为曹雪芹之长辈，除此二人，必无第三者!但这里所说的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化名曹雪芹。
本节开始已叙述，胡适凭借脂批反复说道：“证实了我的假设”“这又是证实我的假设了”“这真是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好证据了!故《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只一点现在得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但是，请注意，胡适选用这些脂批，完全是为他“大胆假设”服务的，他的“大胆假设”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就是《红楼梦》写的曹家的事，脂砚斋就是作者曹雪芹。现在多方面的质疑表明：《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胡考》的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四次接驾不是写康熙的六次南巡以及曹寅的四次接驾；《红楼梦》是一部反清悼明的社会小说，不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总而言之，源头错了，一切皆错。胡适所认为的北京的那位曹雪芹即是脂砚斋，当然也是离谱的。
读脂评，可以帮助了解作者身世，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艺术构思，修改过程等。研究脂砚斋来历，研究脂砚斋其人，研究脂砚斋批语的内涵，说到底是为读懂《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服务的。站在客观立场上，胡适是一代文化大家，他为现代红学奠定了基础。胡适的研究方法，对红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红学家，无论是拥戴“脂评”或反对“脂评”的红学家，都从胡适的研究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然而，当如皋的红学研究者重新阅读蔡元培先生早在1922年1月30日写下的《对于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悉心研究明末清初文学家冒辟疆的生平及其文学作品《朴巢诗选》《水绘庵诗集》《同人集》等，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影梅庵忆语》，认真了解近现代红学界的研究成果，包括由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第42期（2015年秋季号）刊载的邓小军教授的大作《董小宛入宫考》，不约而同产生共鸣———必须重新审视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结论。
重新审视《胡考》的结论是不容易的。因为从客观上说是对当今红学界主流———拥“胡”学派的挑战。但从主观上说，如皋红学研究者只是作为解红楼未破之谜的参与者，并借此享受红学学术研究的乐趣，通过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心得、见解参与交流、探讨，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我们倒是很欣赏胡适在《〈红楼梦〉考证》结语的一段话：“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了———也许有将来发现新证以后即须改正的。”胡适已在1962年去世，他已无法改正“大错了”。那至今仍信奉“胡考”的红学家们能否效法胡适知错必改呢？当然，对于才疏识浅初涉红学研究的如皋红学研究者来说，那些浅见、愚见也许陋误百出，但如皋学者是非常乐于“悉听赐教”的。因为我们觉得胡适先生“知错必改”的做法是值得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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